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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教育公正——路漫漫其修远兮……
date: '2005-05-02T10:00:00+08:00'
slug: edu-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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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上调查技术与方法课设计问卷，不少同学提到了教育公正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本来教育问题也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今天在南风窗上看见一些言论和一些数据，先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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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她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2005年2月，湖南省教委原党委书记朱尚同等5位教育界老同志在媒体上联合撰文追问中国教育公正问题，文章发出了空前尖锐的质问：“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不公平不是最可悲的，可悲的是人都麻木了）

“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初衷？”（2005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石》的短评）（教育影响着人的一生，教育上的不公极可能就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强势更强，弱势更弱。）

“没有教育公平，便没有和谐社会”！——洪可柱

教育的“三大不公”：

1、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

看看这些数字：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2、国家名校招生指标对广大“外省人”的不公

今春“两会”上，来自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关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议案中，对当下招生配额不公的具体情形，进行了一番精细的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拥有2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公平！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则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3、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

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长此以往，阶层鸿沟将越来越大。）

学者张玉林以讽刺的笔墨写道：“近10年以来，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可以前往‘新马泰’旅游，从而展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富足和潇洒，无数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却构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这一点正是我做问卷的动机，师资力量如此薄弱，山村/农村教师待遇低下，广大农民怎么办？）

乡村教师这支在传统社会曾担当社会整合作用的力量，现在却向着“不稳定”的方向转化，这显然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目前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学者陆学艺感叹。学者朱学勤也指出：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理应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公进行亡羊补牢，尽可能补救前衍，怎能再人为继续扩大教育不公平现象呢？

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这种“教育不公”的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优先取向”的思路残余——

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相关资料显示：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从而使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两个趋向”中的后一个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工业何时来反哺农业？城市何时来支持农村？如何保证会回过头来支持农村？说的是“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这个相当程度又该如何理解？）

此外，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创办所谓“一流高等学府”，上亿财政拨款往往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方式解决。这也就是说，为了造就堂皇体面的大学，其副产品可能正是乡村中小学的凋敝！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基础教育不搞好，整个教育结构就是一个倒金字塔形）

还有观察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和财政官员有种偏好，即人为制造“重点”。于是我们听说这样一种荒谬：一所普通中学不得不用10万元的可支配经费，去面对130万元的正常运转需求；而它邻近的重点中学却可以得到1000多万元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拨款，与此相对应，在同一个城市，重点中学教职员工的收入，可能在相邻普通中学的五六倍以上。

农村地区亦然。县里大部分高中教育经费通常投向一两所高中，力求培养几个尖子，几个状元，结果“树起一根杆，倒掉一大片”。也就是说，农村地区的教育，不仅承受了城市给予的不公正，还将这种不公正的模式可悲地复制到自己体内。（农村一向认为城市里什么都是先进的，这是一个普遍的心理问题，不要不理解，也不可笑，人穷了就这样。）

这一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呢？最大可能性就是教育资源的掌控者们倾向于让自家子女入读名校、重点校，便合力使“扶富削弱”的风气愈演愈烈。在某省，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财政部门向一所重点中学每年多拨款50万元，以换取本系统子弟优先入学的机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本性使然。）

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农村劳动力广泛流动和城市化加速，这种偏袒城市居民、刻意制造学校等级的教育政策显然已失去现实合理性。

对此，中国政府显然已有所意识，教育部日前表示，将把教育投入增加部分主要用于农村，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将力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助学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的开端，但离问题的公正解决，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城市和农村这两股力量对比，农村明显苍白无力，如果没有高层的大力支持，恐怕是无法与城市抗衡的。）

观察者指出：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喊了近20年，直到1998年底，教育部才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并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的招生考试制度”。此后，全国陆续形成包括“3+2”、“3+综合”以及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等多种招生考试。但是，改革一直没有触及非议最多的招生指标地域分配不公平等重大问题。（中国特色这四个字本身没有错，但是总是被打作一个幌子，或是一种借口，因为特色不意味着对。）

武汉大学洪可柱教授对《南风窗》直言，中国现行高考制度仅仅具备形式上的公平，但实际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因此出现各省录取率和分数线的极大差异，加剧了地区之间原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不利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和中西部崛起的国家战略。

洪教授尖锐地指出，国立大学是依靠全体人民纳税的政府财政来维持的，理应对全民平等开放。而现在，一些大学以帮助落后地区培养人才为借口，搞分数线差异，“其真实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大城市的特权利益和小群体的特殊利益”。（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

对中国教育改革历来存在的“虚幻性”，2005年元月毅然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辞去教职的陈丹青教授在其辞职声明中有这样鞭辟入里的分析——

近期教改种种“药方”，均移自西方先进经验。然实行易，见效难，因西方体制背后的深层结构——学术自主、教育私立、市场机制等—— 中国无一具备，仅片面引进“教条”，一厢情愿强求，遂不免效颦画虎，两皆不似。而50年文化断层、教育滞后、行政结构尾大不掉、知识储备浅薄寡陋等历史包袱，并无本质改换，兼以“药、症”同体之效，诸般教条如急火猛药，过犹不及，尤添病源……

有人将教育体制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显然，它已掩饰不了丛生的裂缝，也无法阻止多数人对此的质疑与抨击。

湖南“教育界五老”建议：在国家预算法中规定，国家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低于4%，并应严格规定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恰当比例；（这里的“4%”也是我上课提到的，多么可悲的数字）

全国政协委员崔琳在今春“两会”上提议：农民工子女上学收费应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公办中小学要尽快成为吸收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主渠道；

著名教育学者建议：大学应可分为国立、省立、市立，其中，国立大学向全国公平招生，地方高校可倾向当地生源。杨还认为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制度完全违反义务教育法，造成强烈的择校热，应该停止。保送生、特长生、定向生、国防生、三好生加分等政策，也都应予取消。（一丝腐败的机会也不能留！）

以网上论政著称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指出：应从农村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难道不应该从这里做起？）

广东民营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则认为，只有建立至少省一级以上的公共财政，实现教育财政划拨的整体均衡，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或者国民教育。

“教育的改革，关系到民族国家的深远利益，有理由发动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参与教育改革，吸收最大多数人的道德热情、聪明才智，共同铸造一个透明、法治的公共教育制度——和谐社会的理想就寓于其中。”洪可柱教授充满激情地如是呼吁。

来源：【南风窗】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 中国教育公平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