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3150
【原文出处】经济问题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199606
【原刊页号】47-49,63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豆建民
【复印期号】199608
【 标  题 】论中国农业的集约型发展战略
【 正  文 】
    中国农业只有走集约型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长期持续的发展。为什么必须实行集约型发展战略？实行这一战略的前提条件是什么？途径有
哪些？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提高农业生产率
    农业集约型发展是指农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生产要素质量从而提高要素生产率并最终提高整个农业生产率，而不是依靠纯粹增加
要素的投入数量这种外延式的增长方式来达到整个农业产出的增加。集约型发展更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而避免了生产过程中资源的不必
要浪费。具体地讲，农业集约型发展就是要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更集约化地使用土地，即提高土地产出率或增加土地单位面积产量
；通过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和投入农业的生产资料的质量（技术含量）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只有实现农业的集约型发展，才可能实现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的转轨。这应该成为我国农业长期发展的战略。
    我国粮食的供需总量矛盾决定了我国农业集约型发展的必然性。粮食总需求的刚性， 在我国则表现为持续向上移动， 首先是每年新增近
2000万人口对粮食需求的扩大；其次是随着我国人均收入迈向中等水平，虽然对原粮的直接需求下降，但对粮食的转化品（即通过粮食转化而
成的肉蛋奶鱼或加工食品）将出现大幅增长的态势；再次是我国传统的“吃文化”消费习惯必将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助长粮食的过多消费或
浪费。要满足我国日益增加的粮食刚性需求，必须立足于国内农业生产，保持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不能寄希望于动荡
不稳的世界粮食市场，必须尽量避免来自世界粮食市场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那么我国目前和将来国内的粮食供给状况和能力如何呢？1984
年到199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1.7％，而同期我国人口则增长了17.1％，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还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据预测，到2000年我
国粮食需求总量将达51，240万吨，国内供给50，000万吨，缺口1240万吨；2010年总需求量将达60，330万吨，国内供给58，000万吨，缺口23
30万吨。显然，如果不设法增加粮食总产量，则粮食的供给不足将会日益严重甚至产生危机。增加粮食总产量的途径可以依靠扩大种植面积（
外延式增长）和提高土地产出率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内涵式增长）。然而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粮食种植面积不是在扩大，相反却在缩小，首
先是非农业生产性用地加重了土地的稀缺性；其次是非粮食性经济作物的增加与粮食争地；再次是土地使用浪费现象严重，这种浪费既表现为
显性的人为撂荒，又表现为隐性的土地利用率不足，或者说土地产出率不够，致使土地资源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我们可以设法
阻止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并通过开发“四荒”（荒山、荒坡、荒滩、荒沟）尽力扩大种植面积，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主要致力于提高土地产
出率来达到增加总产量的目的。这是我们面对现实应作出的明智选择。
    针对当前我国的土地浪费、土地利用率不够及劳动生产率不足的状况，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产品及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必须通过市场
理顺产品价格和形成土地的适度流动，而这正是我国农业集约型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二、理顺产品价格与土地的适度流动
    1979年以来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个在家庭责任制下的劳动者激励最高，这不仅
是因为他获得了他努力的边际报酬率的全部份额，而且还因为他节约了监督费用。”〔1〕在家庭责任制下， 农业生产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拥
有了剩余索取权，其生产积极性来源于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生产积极性与获得利润之间存在正相关。改革初期，追求利润最大化与追求
产量最大化是一致的。随着改革的推进，边际收益和利润递减，农产品之间、工农产品之间及政府粮食收购价与市场收购价之间比较价格的存
在、农业生产要素机会成本的上升或从事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利益的存在等因素，导致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性递减这一理性
选择。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产品比较价格及从事农业与非农业比较利益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利润得不到保证，势
必会削弱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必将会产生土地浪费现象、土地利用率不够、资金投入不足及劳动生产率下降，从而政府增加粮食总产量的目标
也难以实现。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尽快完善产品、要素市场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产品、要素市场，通过市场理顺价格，从
而达到一般均衡，使各种价格趋于合理。
    放开农产品价格并不等于放任自由与国家政府的无所作为。政府的责任首先在于培育市场和完善市场，市场越完善交易费用就越低，产品
要素价格就越合理。资料表明，现在粮食价格的上涨有很大比例是由于在流通环节的涨价所致，这也就是说农业生产者与农产品消费者之间的
交易费用过大，农产品涨价部分的受惠者主要是贩粮者而不是生产者。完善的市场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并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在
市场达到一般均衡后，政府要充当市场监督者的角色，并在特别情况下通过市场买卖行为防止价格的极端波动。当农业大丰收时，国家可以大
量收购农产品以防止农产品价格极度下降；当因自然灾害农业歉收时，国家可以大量抛售农产品以阻止农产品价格的过度上涨，通过公开市场
业务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此外，政府粮食部门的粮食储备还可用于灾区救济。
    理论界已有不少文章探讨土地制度如何进一步创新，其中许多是主张土地应该自由流动。土地的有偿转让可以避免土地的撂荒浪费现象，
使土地配置更趋合理，土地最终会流入那些积极性高且种田能力强的生产经营者手中，实现适度的规模经营，为农业机械化生产创造物质条件
并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实施土地流动方案一定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适度流动。土地流动的目的是更好地使用土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而不是炒土地，过于频繁的土地流动势必造成农业生产的短期行为，而农业生产的稳定恰恰要求连续性投入，农地在使用中需要保养而不是
一次性、掠夺性的使用，这是农业生产的常识。因此，频繁的土地流动不会使农业总产量得到持续稳定的增长，只会违背农业的内在自然属性
。二是适度规模。土地流动的结果最终会形成规模经营，然而许多经验研究表明，规模与效率之间并非有绝对的正相关。规模并非越大越好，
规模越大则监督成本越高〔2〕； 大规模经营虽然可以降低单位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不能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或土地生产效率，规模越大单
产越低〔3〕；农业生产不同于非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和劳动过程的非连续性的特点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业机械设备的利用率。
所以规模扩大不一定是集约型经营，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粗放型经营，降低土地产出率。必须注意，在既定种植总面积条件下，如果土地单位面
积产量没有得到提高，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只是降低了单位成本（如节约劳动）而没有使总产量增加，或者说提高了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
量却没有增加总产量，所以土地产出率（单产）可以作为衡量农产品总供给量增减的指示器。
            三、生物、机械技术进步与政府、社区行为
    农业技术进步大致可分为生物技术进步与机械技术进步两类，生物技术进步是指以培育高产良种为中心并带动与之配套的化肥、农药、除
草剂等化学技术的进步，如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绿色革命”就是这种生物技术变革。机械技术进步是指机器动力对劳
动的替代程度或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一般认为，提高土地产出率而节约土地的主要因素是生物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节约劳动的主
要因素是机械技术进步。在农业发展史上，有两种农业现代化模式：日本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主要是良种、化肥和水利，而美国的道路主要是机
械化。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背后隐藏着市场经济中各自的土地资源与劳动力两种要素供给的相对稀缺程度这一决定因素。日本的土地相对稀缺
诱导其走上节约土地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美国的劳动力相对稀缺诱导其走上节约劳动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
诱导机制便不畅通，加之我国地区间差异极大且情况复杂，这就决定了我国农业现代化不可能主要走某种单一模式的道路，而必须采取生物、
机械技术进步的“双重目标规则”，既要提高土地产出率又要提高劳动生产率。
    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首先取决于新技术的供给，即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很显然，文化水平相对偏低的农民很难担当起这一任务，
考虑到新技术的社会收益大于其社会成本，国家政府理应承担起这一责任，改革农业科研体制，保证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稳定农业科技队伍
，发展各级农业科研机构，这样才会有农业技术的不断突破。开发出新技术以后，还必须迅速将之传播和推广，这就要求建立健全各级农业技
术推广机构，配备农业技术人员负责新技术的推广。此外，还可以建立广播网络，通过电台和广播站这一通讯设施大面积地向农民及时传播市
场信息和农业技术知识。虽然农业科技投入的收益滞后，但它是关系到我国农业生产率长期持续增长的重大战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技术创新
不仅仅依赖于农业系统内部的研究开发，如培育高产良种，研制高效农药和地膜覆盖技术等，还依赖于农用工业产品的质量改进和技术更新，
如农机动力的适宜性能改进、高效农药和新型优质化肥的生产等，农业生产资料质量的改进可以直接提高农业生产率，因此，政府还必须重视
农用工业品的技术创新。
    从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一方来看，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取决于农民的意愿与能力大小。据报道，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在“六五”、“七五
”期间共研制出了约3000项新技术，但实际应用的尚不足30％。新技术的应用除了受到上文提到的农民积极性和土地规模等因素制约外，还受
到农民自身素质及资金能力的制约。社区应当担当起培训农民掌握新技术的任务，通过成立社区农技组织进行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来普及农业技
术知识和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保证技术信息被农民真正掌握与应用，而这正是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的薄弱环节。在那些信贷受到制约
的地区，政府应考虑农业生产性信贷的可得性，保证农民能不误农时地从信贷机构获得生产投入资金。
    水利设施、道路桥梁、仓储运输等农业基本建设对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变
量，农业生产依赖于自然条件，若遇上干旱洪涝灾害，农作物就会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农业收成的这种不稳定性可以通过农业水利设施等农
业基本建设得以消除或减少。高产良种的种植也必须有农业水利设施与之配套。农村道路桥梁的建设可减少运输成本。粮食仓储建设可防止粮
食霉烂减少损耗。对于那些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大型农业基本建设项目如大型水利工程、通讯广播设施等应主要由政府投资，对于那些受益面
窄的地方性项目应由当地政府组织，由社区筹资，在农闲时利用农村大量闲置劳动力进行施工。
    中国农业的集约型发展离不开适宜的制度保证和不断的技术创新，而政府行为起着关键性的指导作用。中国农业的集约型发展主要依靠农
业内部诸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依赖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配合与支持。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信息中心经济调研室：“中国粮食的短缺与出路”，1995年12月27日，《上海证券报》。
    〔2〕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版。
    〔3〕R.A. 贝利等：《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结构与生产率》，1979年英文版。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
                                      （责任编辑：何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