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光华站精华区

--------------------------------------------------------------------------------
发信人: quark (烟雨迷蒙江南梦), 信区: Papers
标  题: 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新视野
发信站: 日月光华站 (Tue Jul 13 19:22:02 1999) , 转信

《科学》 1999年第2期

陈 淳
 

　　中国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美洲和印度一起被公认为世界上文明起源最早
的地区。中国文明起源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努力探索的课题，在具体论证上又与早期
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尽管从概念上来看，文明是指一种广泛而世代相传的文化现
象，而国家是根据政治和地域界定的等级社会[1]，但是国家形成中所体现出来的文
化现象常常是文明的载体。因此，本文在述及文明起源时更注重文明载体的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许多学者期望考古学对中国史
学的最大贡献能表现在夏商周的历史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设立就是建立在这一基
础之上的。近50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专心于从对夏代的探索来寻找中国文明的源
头。他们在传说中的夏代地望豫西和晋东南地区，做了大量田野工作，发现了一批
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古遗址。其中，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较为典型，
故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并认为它们即是夏代的遗存。而二里头遗址甚至被认为是夏
国的首都，有“夏墟”之称。
　　然而，山东的大汶口和龙山、浙江的良渚、辽西的红山、四川广汉的三星堆等
一系列考古新发现表明，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曾经孕育过灿烂的文明。那里的文明演
化水平毫不逊色于中原地区。面对目不暇接的考古发现，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已故
的苏秉琦教授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并且提出疑问：“中国五千年
文明的证据在哪里？”[2]
历史学的包袱
　　中国考古学从诞生起就被界定在修国史的范畴内，长期以来一直充当一个为编
年史提供材料的“侍女”。强调历史学导向的文明起源探索产生出两大弊端：一是以
史籍为依从，忽略周边文化；二是导致理论上极其薄弱。这两个问题既独立又相关。
　　一方面，以史籍为依从便会有意无意地视汉族史为正史。于是，记载确凿的文
献，上至夏商周下至春秋战国与秦汉，自然成了中华文明正史的渊源与脉络，而周
边地区和不见经传的文化，自然成了中心文明的伴生产物。在具体研究中，由于受
制于传统的史学框架，文献资料不但左右着考古学研究的重心和探索方向，而且令
学者常常不自觉地以史籍为出发点来解释考古现象。于是，长期以来，中原地区作
为华夏文明中心不但被看作是一定论，而且成为左右文明探索的基点。
　　另一方面，文明探索的编史倾向导致考古研究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鉴于历
史学主要关注重大事件及其编年，于是考古学也步其后尘，以寻找重要事件、确定
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为终极目标。
　　文明探索的历史学定位使得理论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历史学只承认客观
的史实，其他任何高层次的探讨和解释都被看作不过是主观的推论与臆断。而且，
历史研究也不像其他学科那样, 重视理论探索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指导和在对研究结果
作解释中的关键作用。结果，考古学家便将考古材料当史料来研究，充其量只是对
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作常识性的解释。
　　应当强调，史前考古学与历史学目标虽然相近，但是两者研究的对象与方法截
然不同。它们之间只限于信息的互通和反馈，而在其他研究领域毫无相通之处。史
前学家发掘和研究地下文物，并不意味着他们能读懂这些考古记录。正如侦探采集
证据与用证据所含的信息来重现案情, 是两个不同的分析程序一样，考古学如缺乏社
会科学理论和多种技术手段来提炼信息，只能使文明探索停留在想当然的层次上。
换言之，文明起源探索的思维, 应更像科学探案, 而不是历史的考证。
　　如果考古学要努力追溯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原因，而不是仅仅根据一些事件和现
象来重建历史，那么它就不能依附于历史学，而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
方法。考古学应将文献资料当作是和地下文物一样的对探索文明有用的线索，而不
应将自己变成历史学的附庸。
文化分析的误区
　　由于早期文明社会几乎都没有文字记载留存，因此对它们的探索有赖于考古学
家释读能力的施展。对于中国考古学家来说，以器物类型等物质现象命名的考古学
文化仍是一个关键的观察单位。像目前发现的一些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遗存，都是
用考古学文化来命名的，比如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夏文化等。
　　考古学文化是一种物质现象和生活方式。它是根据时空上重复出现的一批特定
器物和文化遗址加以定义的。比如，被认为属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或夏文化，就是
以一批独特的陶器群、一些原始的青铜器和玉器、几处宫殿遗迹和一些卜骨加以命
名的[3]。
　　从文化角度来探索文明与国家起源，有三个分析思维的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虽然文明起源常常表现为灿烂的物质文化，但是其本质在于社会复杂化
的发展。考古学文化分析的作用主要在于断代和判断文化关系。而国家起源是社会
政治的演变过程，如用文化分析方法来探究社会政治演变的历程，显然是方法论上
的误区。
　　第二，以器物类型界定的文化分布与社群、政体及国家的分布范围并不重合。
因为一种物质文化可以被不同社群所共有，而一个国家可以兼容不同的文化或横跨
不同的文化区。所以，用文化标准及其分布范围界定一个政体的时空分布是国家起
源探索的另一误区。
第三，自原始社会晚期开始，社会结构变得日益复杂与开放，逐渐形成横向的网络
和纵向的等级，物质现象也更丰富多彩。以描述和对比为基础的文化分析，逐渐难
以对这些庞杂的材料与复杂现象，作兼容并蓄的分析。再之，以器物为中心的文化
分析对象大多限于人类活动生存方面的现象，而非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特征。因此，
用以器物分类和对比为主要分析手段的器物类型学，来观察与衡量由社会多元与复
杂因素所造成的物质现象，是难以揭示文明起源本质的。
文明与社会
　　文明起源是与社会复杂化密切相关的一个演变过程。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塞
维斯(E.R.Service)确立了社会演变的四期模式，即原始群、部落、酋邦、国家，并对
这类社会形态做了明确的科学定义[4]。从考古证据所见，自酋邦起人类社会即渐显
文明的迹象。
　　酋邦（chiefdom）是由一名最高酋长长期控制的血缘社会，经部落联合而成。酋
邦又被称为贵族社会，其中少数成员拥有种种特权，能获取关键资源。酋邦的规模
差异很大，小的仅由两个部落构成，大的可以整个夏威夷土著社会为代表。国家被
定义为“在超越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5]。这是一种按政治和地
域界定的等级社会，表现为存在一个政府机构来颁布法律，征收税赋，调遣劳力和
发动战争。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进入酋邦社会。比如，在距今四五千年的山东大汶口遗
址中，许多富墓拥有的随葬奢侈品的数量与质量, 远在平均主义社会部落首领的墓之
上。长江下游约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被誉为“文明之光”，它以巨大的土墩祭坛和
出土大量玉器的墓葬著称。如赵陵山77号墓葬品达160件，其中玉器就占125件。
武进寺墩3号墓墓主年仅20岁，随葬品有106件，其中玉璧和玉琮达56件之多。
　　良渚酋邦动用大批劳力营造祭坛和贵族墓地。许多墓穴就建在祭坛上。 祭坛表
面有火燎烧烤的痕迹，显然进行过宗教仪式。 祭坛的规模不等，其中寺墩为157 000
米3，福泉山为59 220米3， 赵陵山为32 000米3。以每立方米土方的搬运砌筑平
均需4个工作日计算，寺墩的祭坛需628 000个工作日，相当于一千人工作近两年。
一个社会，要将如此巨大的财富与能量，放在奢侈品的生产和大型祭坛的营造上，
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控制手段是难以办到的。
　　反观被称为夏墟的二里头遗址，虽被判定为国家，但与大汶口、良渚的酋邦相
比似乎甚为逊色。其中，虽有原始青铜器和玉器被发现，但它们的制作水平和丰富
程度给人的印象是缺乏“王者风范”。即使被形容为宫殿的两处建筑，其最大规模也
不过8 640米3，远不及良渚一些祭坛的规模。
　　由此可见，中原地区早期文明演化水平远在周边地区之下。从这点来看，有一
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史籍和传说中的朝代国家是否与当代社会政治概念所定义的国
家相一致。
探索的视野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文明的探索重点已不放在追溯起源的时间和地点上，而在
其原因和过程上。
　　文明起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物质现象，实质上是社会机制复杂化所导致的能
量积聚不平衡。换言之，即少数人控制和占有了社会创造的大部分财富。以前一般
认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剩余产品的积累，从而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
等。现在看来，这个解释过于简单。有理由认为，是土地和其他生存资源的短缺促
进了社会的凝聚，以合力应付生存压力，致使一些首领人物能运用权力来操纵劳力
和资源，从而导致不平等和社会等级化。
　　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开始，野生食物资源的耗竭和人口的增长，促使人类开始驯
养动植物，农业经济萌芽。这是人类运用群体力量来应付生存压力的第一个反应，
故被柴尔德称为第一次革命。国家起源也是同一过程的直接结果。因为成熟的农业
经济会进一步促使人口增长，从而导致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平衡失调。这种压力会促
使社会结构由离心朝向心发展。国家和政府这种集权形态的出现，实质上是用中央
控制机制来调节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城市与国家的出现，被柴尔德称为第二次革命。
　　从民族学资料可见，原始平均主义社会的成员并不乐意接受强制性的控制与驱
策，自由农民也不会自动生产超出自己需要的农产品。只有当外界压力严峻、资源
短缺、生存威胁增大，人们才被迫放弃个人自由，以集体力量来应付危机。具体表
现为社会劳力结构的重组，劳动力的支配从家庭转移到地位较高的首领手中。这样，
首领才能用强制手段迫使农民生产超出他们自身需要的粮食，导致剩余产品的积累。
　　劳力结构的重组自然导致分配形式的转变。原始平等社会是一种互惠经济，而
等级社会以再分配经济为特点。再分配的作用，是在资源供求不平衡的情况下以合
理分配资源来避免冲突。当这种冲突无法在私下解决时，必然会求助于某种社会机
制，而战争常常成为解决冲突的终极手段。柴尔德说，征服者的劫掠并没有增加可
供人类享受财富的总量，只是对现有的资源作一次再分配，并将那些贮存出空而已
[6]。
　　社会再分配机制的强化是权力形成的基础，这种权力为首领人物创造了一种机
会，得以从事大型祭祀建筑和陵墓的营造，控制和占有奢侈品，并用宗教和意识形
态作为统治手段，以强化权力基础，增强社会凝聚力。原始社会中，宗教力量对社
会的推动和文明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先进生产技术。
　　60年代以来，欧美人类学和考古学界对文明起源探索中社会演变的规律和模式
问题十分关注，并在社会复杂化机制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展。自80年代末起，文
明与国家起源研究开始回归历史学方法。这是因为学术界意识到世界各地文明起源
和发展的轨迹差异很大，很难用一套普遍适用的模式来解释。这种历史学导向，并
非倒退到过去那种简单的编史学，而是意欲从文明发展的具体实例，来了解各种不
同的演化过程和运转机制。
　　在这种探索的新视野中，权力概念日益重要。权力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变量，但
是它可以从作为权力介质的资源来进行分析。对关键资源的获取、控制和积累是权
力运作的标志。在酋邦研究上，学术界强调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探索，劳力、生产、
交换和象征地位的奢侈品的拥有，是酋邦社会分析的要点。对国家起源的研究，一
方面仍然注重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另一方面要关注政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因为国
家是政体间斗争和冲突的产物[7]。哈佛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中国
夏商周三代并非是一脉相承的直线发展，而是平行发展、此消彼长的更替，寓意即
在于此[8]。
　　由于历史学依赖文献记载，而考古学过分关注现象与结果，所以长期以来中国
文明起源探索，对处于直观范围以外的社会演变驱动原因一无所知。人们今天见到
的文明迹象，大抵是一座金字塔灿烂的塔尖。然而，只有在对支持文明的塔基有了
充分了解，人们才能真正完整了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真谛。
　　(本文有关课题获国家教委归国留学人员基金资助。)

[1] Adams R M.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Chicago:Aldine,1966
[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
[3] 赵芝荃.探索夏文化三十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
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4] Service E R.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
1962
[5] Fried M H.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New York:Random 
House,1967
[6] Childe V G.Man Makes Himself.London:Watts,1948
[7] Stein E J.Archaeological Research,1998，6(1):1
[8]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

关键词： 文明起源 中国 理论方法□

--
啸拔石中剑，长歌放浪行。

※ 来源:・日月光华站 bbs.fudan.edu.cn・[FROM: 10.16.16.16]

 

--------------------------------------------------------------------------------
*[日月光华站] [全部讨论区列表] [分类讨论区列表] [精华区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