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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康有为变法后的思考
发信站: 日月光华站 (Thu Dec 31 17:21:43 1998) , 转信

康有为变法后的思考
贾晓慧


　　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出亡海外，游历诸国。他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重
要鼓吹者与策划者，圣人的光环已逐渐褪色。在亲身体验与冷静思考后，他说：
　　鄙人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辨欧华
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以益信吾国经孔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
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也。凡万国政俗之初更，志士学人阅
历必浅，既寡书传，又未亲游，但愤于积弊，耻于国弱，发愤太过，张脉怒兴，
故未及深思，轻为举发。故皆欲先行破坏而后徐图建设之功。
　　众所周知，康有为一向刚愎自用，在变法失败后，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在变
法过程中有任何过失；如果有错，那也是别人的。但法国大革命给他的感受，使
他言不由衷地反省自己的过去。他的思考有三层含义：　
　　第一，不能轻易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妄自菲薄。同时，也不能不顾一切照
搬西方人的经验。
　　康有为在“熟考中外之故”后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的主旨较变
法前更为强烈。康有为如此地坚信这一观点，主要有几个原因：(1) 西方国家并
非如他以前想象那么美好。他说：“吾昔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
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在风俗教化方面他们的进化水平与中国没什么不同。“
未游欧洲者，以为其地皆玉堂琼楼阆苑瑶池，以为其人皆神仙豪杰圣贤明哲，以
为其政皆公明正直平等自由，及今游之，则其乞丐淫盗杀掠之风，苦恼之情……
一切人情风俗事势，乃皆于中国全同合化而无有少异。”因此举中国数千年道德
教化文明一切弃之，是“大愚妄也”。(2) 东西方民族文化具有极大的差异。首
先，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民族风格，这是无法一致的。国外的考察使康
有为感到，辟新陆通大地之事必属于欧人，必不能起于中国及他国。因为欧洲诸
国的地形造成了“故各阻险，立国统合极难”。“不能增拓于陆者，则思增拓于
海。”中国是“一统自足有以致之，必无可望于再开新地者矣。故中国断无能产
出科仑布也。”“故谓发见大陆交通大地之事，必不能产于中国”，“实理势使
之然也”。康有为虽然对西方社会经由数世纪科学的洗礼，传统价值观发生变化
而产生的作用有所忽视，但他所肯定的地理环境对民族精神的影响的确存在。其
次，东西方国家形成的不同特点，养成了不同的政治习惯，这也是无法一致的。
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源头，来自古希腊文明，“国会、议院、立宪、民权之制，
雅典实为大地之先河”。因为“希腊国家地僻国小而民寡，又多富民、秀民，地
僻海岛易守，国小则易交通，民寡则易聚集，富民、秀民多则其势平等，而难以
一人行专制……”中国的情况不同，“若吾中国，自黄帝时即已征服万国而统一
之，泱泱大国，比于全欧，假另之民主乎，则中国反不能强，不能安，而为人所
算，或分乱久矣。”因为“数百里小岛之与数万里大陆，形势至反，故政法亦至
反”。因此中国与西方是不能用同一模式的。(3)就是同属一种类型的欧美国家，
也有不同的国情。他说：“古今之法皆如方药，惟问适时病何如耳……然普( 鲁
士)早用英立宪之制，则普不能立国，岂不惟霸哉。英之能先行立宪者， 亦以远
避在海岛，不丁欧陆百战之冲故也。”由于英德双方的历史条件不同也不能用同
一模式。
　　由此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情、历史条件相距甚远，更不能一味效仿。
西方制度不论多么优良，也难为中国的榜样。如何改造中国，康有为十分赞赏英
相巴科的的观点。巴科说：“各国各自有教化、风俗移用之理。我英国之政，是自然积化，非仿效而来，亦非可仿效而得。病症
不同，不能用一方。”
　　第二，检讨了自己过去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行动过于草率，愤怒多于理智。
是在对中国的情况了解过浅，对西方认识又不深刻的情况下，“发愤太过”，“
未及深思”，“张脉怒兴”的举动。
　　维新变法时，康有为提出的改革计划过于庞杂，上至“变官制”，下至“剪
辫易服”，二三百条一揽子解决。康有为图功太急，其主要原因，一是他把改变
中国看得过于容易，中国变法只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二是
他把追上世界看得相当容易。认为经过10年努力就能“诸学如林，成材如麻，铁
路罗织，矿广泽溢，百度举而风俗成……”三年就可宏规成，五年就可条理备，
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三是民族危机的紧迫感，时时在催促他求快变，
大变，全变。他常说忧虑强邻四逼，不能容我从容图治也。中国再不变就将亡，
“外侮迫矣……况能从容待我十年教训乎”。
　　总之，愤怒大于理智，使康有为无法正视中国自己的弱点，也无法了解中国
与世界的差距。以为欧美讲求300年而治，日本施行30年而强， 若以中国国土之
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以后则可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难怪
有人说，康有为行的是什么推理，较小的日本变法，施行30年而强，而较大的中
国变法，反而只要三年。 
　　第三，认识到万国政俗初变，人们往往是破坏旧事物多。破坏后，社会如何
稳定，如何发展，如何建设，是志士仁人欠考虑的，包括他自己都是考虑先破坏，
再建设。但是“破坏甚易，建设甚难，大火随风不知所底，其不至亡国者，幸耳。”
　　从破坏和建设的关系，康有为对法国与德国的社会变革给予褒贬不同的评价。
他认为法国革命就是破坏多于建设的典型，而对德国的改革进行了相当高的评价。
他说：“今欧洲骤盛之国，武备、文学、政治、工艺、农商并冠大地者莫如德矣。
”他还看到，不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是在自己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无徒
以己过之治体为泥，而以今行之实效为断。”各国的国情不同，治法无常，惟在
适时宜民。即不管什么制度，只要适合自己的国情就行。因此康有为不再循变法
时期那种仿别国政制模式的思路，而重新考虑中国的国情，寻求适时宜民的改革
方案。中国的国情是“国土之广大比于欧土，而铁道不通，舟车日行不逾百里，
自省会至边县逾旬弥月，况于云南，甘肃程期半年，若西出伊犁北逾兴安，非经
年不能至矣”。这样极差的经济发展水平、物质条件，“故进化极迟，改良极难，
政治难行，农工难盛，士人难开见闻，商旅难为交通……”从这一国情出发，康
有为的救国方案与变法时发生了极大变化。主要在几个方面：
　　第一，由变法时期的“政治救国论”变为“物质救国论”。
　　变法时期，康有为建议光绪皇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
政为政法，以君权行变法，实行政治改革。这时，康有为却提出物质救国。康有
为所说的物质有时是泛指欧美国家的物质文明，有时是指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
康有为称之为“粗而形而下者也”。它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次，即“科学中之
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物生物”等，这属于“力数形气之物质”，
也就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第二层次是技术基础科学，康有为称之为“实用
科学”；第三层次是工程技术科学，康有为称之为专门业学，即“工艺兵炮者”。
　　第二，学习参照的国家和内容发生了变化，由变法时仿照日本的政治改革，
变为学习德国的发展经济。
　　康有为从物质救国的角度再审视西方诸国，他仰慕叹美的是德国，德国物质
文明之所以发达，其物质之学之所以讲求，是因为凡有一政艺即立一学，故事事
物物见诸实效，“不在其虚理学而在其实业学也”。总而言之，“德人能以实用
与学理融，无在非学问，无人非学人”。即讲究科学方法，注意实际效果。而这
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缺乏的，“若我国学者，尤为望空，好谈哲学文章，而轻
鄙工商，故机艺尤拙”。发展物质文明，发展科技，就应向德国学习。
　　第三，将变法时的所谓“枝枝节节”，“微特偏端”的部分，作为中国最缺
的、最应改变的主要内容。在变法时，他曾说铁路、矿务、学堂、商务是“变事”
而已，即变革中的枝节问题，对国体变革作用不大，即使有效果，“亦于救国之
大体无成”。政制的改革才是根本。这时他认为“夫今中国之缺处固多矣，而吾
暂缓一切，独汲汲焉特以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数事至粗者相望何也? 诚以百凡要政
之缺，可以一朝而举，而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数者，不可曰吾欲为之而即为也。”
康有为认识到政治变革，是可以由我们主观决定而一朝完成；发展物质文明，发
展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则是一个自发自律的过程，由不得我们“欲为之即为也”，
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所以发展生产力最为重要，不可耽搁。
　　第四，变法时的下策改为上策。
　　康有为在变法时给光绪皇帝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仿日本实施变法，
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法，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并认为下策是国家可亡之
策。这时，他从发展经济，开办实业，“成物质学”考虑，提出自下而上的策略。
这就是允许设省府县乡议院，各省府县乡的缙绅有志之士，实行公议，逐步形成
了民权公议的习惯，随着“公议之事日多一日，公集之期，今亦日多一日，其势
若江河之东流，浩瀚而莫之能御也”。水到渠成，循序渐进地建立新事物，推翻
旧事物。
　　总之，康有为的变革观同维新变法时期相比发生了变化，即以改革现状，发
展物质(工业，科学技术)为根本，以既保持社会的稳定，又重社会实效为出发点。
变革观走向世俗化，讲求实用性、改革的有效性。当然，康有为也无意反对政治
制度的改革。他说：“然民权、国会、公理也，义之至也，势所必行也，但待其
时耳。”要政治改革与物质建设相协调，“何时合适，赖物质发明”。
　　当然，康有为的这一思想也有局限性。现代化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或纯经济
发展的运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相应的政治改革也必须进行，这需要与
现代生产关系、现代社会相结合。

　　贾晓慧　天津大学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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