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2-1654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99～104
【分 类 号】F7
【分 类 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003
【 标  题 】“刀耕火种”重评――兼论经济史研究内容和方法
【标题注释】本文系1996年1月我与陈国生撰的《传统经济史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思考》（未发表）一文中我撰写的部分修改而成的。
【 作  者 】蓝勇
【作者简介】蓝勇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历史时期刀耕火种的评价对传统经济史研究中不注重人与自然关系、不注重产出与投入的比例、不注重生态效益等进行
了剖析，认为中国历史时期刀耕火种产生十分早，但并不是所有地区的原始农业耕作方式，华北地区的原始农业并不是经典的砍烧制刀耕火种
，中国南方山地最早的也不是所有地区都是经典的刀耕火种。在历史时期一定地区一定时期内的刀耕火种既有十分高的产出，也不会更多影响
生态环境。最后提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介入经济史研究和在经济史研究中树立生态观和效益观的方向。
【关 键 词】刀耕火种/经济史/生态观/效益观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1-0099-06
            一
    近代科学的两个最大的分割是将无机界与有机界分割，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分割。近几十年的科学发展趋势表明，这种分割的弊端尤大。
现代科学又重新强调减少学科分割，提倡各个学科的交融。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马恩早就提出历史应分成自然史和人类史，提出这两方面是“密
切相联”和“相互制约”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
社会科学研究只注重分割，缺乏对“相联”和“制约”的思考，更缺乏在“相联”、“制约”的指导下的个案研究。
    虽然在现实中人与自然矛盾十分突出，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注重可持续发展已在经济研究和决策中受到一定的重视。但是，目前经
济史研究中勿庸讳言还没有树立现代科学观、生态观和发展观来审视我们的经济，更缺乏在现代科学观、效益观、生态观基础上的经济史个案
研究，其突出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以上学科分割的影响，再加上建国以来我们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投下
的阴影，人们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多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注重阶级关系、赋税制度、土地制度、土地兼并、土地所有制等方面的研究
，即使提到地理环境，也将其与人的关系看成无机的，简单地将地理环境只作为人类任意跳跃的一个死舞台。正是在这种传统思维下，传统经
济史对与自然环境关系本十分密切的耕作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差异的分析往往不是简单化、概念化，就是模糊化，忽视它们的时间
差异和生态差异。
    （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业发展水平的分析，一是用一些定性文字作描述，得出模糊的水平有所提高；二是即使用一些亩产、
耕地总面积数据作为经济发展或亩产增长标志，但很少考虑这种“发展”、“增长”所隐藏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即经济效益问题。进一步让
传统经济史研究思维方式只注重“亩产”、“增长”的表面增长或跌落，而不考察投入与产出的社会经济效益。应该看到经济史研究这种思维
方式本身是近几十年现实中传统经济发展只追求产值在经济史上的折射，而这种经济史思维方式又反过来影响左右我们发展经济的取向，于现
实危害尤深。
    （三）传统经济史不仅只注重用产值来评价社会的进步程度，而且完全忽视产值增长而来的生态投入，即生态效益。历来经济史学界对移
民的垦殖都不加分析地一味褒扬，但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人口膨胀下的山地陡坡垦殖，其最终结果往往是使投入多于产出，从而走向反
面，使投入与产出比意义不大，这不仅在现在如此，在历史上也存在。对此，我们已有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探索，其他学者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
索。
    对于经济史研究在这三个方面的不足，对以往学术界对历史时期中国刀耕火种重新评价以引出一些有益的思考，无疑会对我们的经济史研
究方式有一定的启示。
            二
    传统观点认为刀耕火种是中国最原始的和最早的一种农业耕作方式，所以一提起刀耕火种，就指明其代表一种极其落后的、原始的耕作方
式，而且往往简单地认为所有地区的农业文明产生都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但是，通过从历史地理学、人类学对刀耕火种的深入研究表明，这
种看法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经典的刀耕火种主要是指中国南方亚热带、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条件下以游动耕作和砍烧山林为基本特征的山地
旱作的耕作方式，即人们说的“砍烧制”(Sash and bum)、“游耕制”(Shifing agriculture)，这种砍烧制并不是以往人们认为的任何地区都
可实行的。
    据美国哈兰(R.Harlan)教授、何柄棣教授等研究表明，中国北方黄土地区最原始的耕作方式并非人们习惯认为的刀耕火种。由于黄土质地
均匀，略呈碱性，土壤中矿物质一般经久不易流失，基本肥力长期不易丧失，加上亚欧风沙不断形成堆积，形成“自我加肥”(Self-Fertiliz
ing)，从这一点上来看，华北农业不应该是游耕式的耕作。华北地区土地一般可以连续耕作，或一年耕作休耕两年，或两年耕作休耕一年，这
样最多需要在规定土地上分三份便可耕作，而经典的砍烧耕制一般要实耕八倍以上的土地。这样黄土高原农耕关键不是肥力递减，而是保持土
壤的水份。据何柄棣先生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文献中反映的轮耕周期最多只有三年，证明了以上研究结论的正确。（注：（美）何柄棣《华北
原始土地耕作方法：科学、训诂互证示例》，《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从考古发掘来看，不论是北方平原地区还是南方山地都有一个用石刀、金属刀耕作时期，这也被学者研究所证明。（注：梁家勉《中国农
业科学技术史稿》第31页，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至于火耕从古到今，从中国北方到南方都存在。具体分析起来有两种类型：
    一是非游耕性火耕，这即是《盐铁论》称的“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具体讲一是开垦山林为耕地的垦地方式，即《齐民要术》卷一
《耕田篇》：“凡开荒山泽田，皆七月芟艾之，草干即放火，至春而开垦，其林木大者＠②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岁后，根枯茎朽，
以火烧之”。一般开垦出来就不能短期内休耕再成森林。一是指固定耕地内每年耕前放火烧掉干枯稻秆、杂草以肥田。《齐民要术》卷二《水
稻篇》：“北土高原，一二月冰解地干，烧而耕之，仍即下水……”。江南、岭南盛行的“火耕水耨”也是指这种火耕类型。这种方式在中国
南北地区都存在。如今云南纳西族在固定耕作地上将从外面收集的松叶背到地中与杂草一起焚烧以肥田；笔者少时在农村也经常看到固定耕作
水田积稻秆焚而肥田。这决不能与砍烧游耕制相提并论。
    二是典型的砍烧的耕作制下的火耕，这种火耕有两个特征：(1)游动撂荒制；(2)砍伐对象为原始木材为主。对此据尹绍亭先生通过长期对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人类学的调查表明，云南少数民族现在刀耕火种采用一茬轮歇制（懒活地，即生荒耕作制）和轮作轮歇制（熟荒耕作
制），一般要求实际耕作4-20份土地。
    尹绍亭谈到一种人工的轮作轮歇制形式下缩短土地休闲而获取经济效益的方式，是一般在每年阳历十二月至第二年开春二月之间砍木晒干
，三四月雨季来临前烧地，四五月雨季来临播种。（注：尹绍亭《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笔者对唐宋时期三峡刀耕火种研究表明，三峡地区是采取“一再砍烧”的游耕制，其一般旧历春初砍木，等雨前夕放火烧山，下雨后乘热
土下种麦豆，夏种粟谷，秋收粟。（注：蓝勇《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第28页至31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由于三峡地区温
热条件不如云南，故砍木、烧山时间稍晚于今天的云南，但其反映的火耕的游动性、砍伐原生巨木、开垦与肥田兼有的火烧特征与今云南是不
谋而合的。
    从以上两个特征来看，中国北方地区不可能是典型的砍烧火耕制，因黄土土质肥沃和自我加肥特征没有必要实行游耕，这是《尚书》将雍
州土列为上上等的原因。要实行游耕，而黄土高原最长两年休耕的土地只能长出草而不可能是木材，目前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北方休耕的记载最
多仅两年，还没有典型的游耕制记载，更无人们臆测的长达20年周期的休耕抛荒记载。这就是说中国北方最初的农业最多是刀耕加上休耕两年
，在连续耕作下火烧草和作物杆肥田，而后者直到现在在中国南北农村生产都有较多保留，并不是原始农业的固有特征。
    历史上中国北方华北平原原始农业并非经典意义上的砍烧制刀耕火种，那么是不是南方所有地区的原始农业都是经典的砍烧制呢？回答是
否定的。
    据笔者对三峡地区历史时期农业地理研究表明，三峡居民主要居住在沿江“山前遗址”(Piedmont site)，最原始的农业是沿江平坝、台地
的固定农作。三峡自然资源丰富，最初的农业只是作为采集、射猎和渔猎的补充，而三峡沿江平坝、台地一般土地肥沃，多自然溪泉灌溉，虽
然用原始的石刀、石锄、金属工具耕作，但在人口密度低的条件下，没有深入到山地腹地火种的必要，故无经典意义上的游耕制出现。（注：
蓝勇《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第28页至31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据笔者研究表明，西南地区刀耕火种，即ｓｈē＠①田运
动是在唐宋时期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向山地开发而产生的，是西南地区经济开发第三阶段的产物。（注：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
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对此，对四川农业地理研究颇深的郭声波先生也谈到川东ｓｈē＠①田运动出现在唐宋时期，是在移民
压力下形成的。（注：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又据尹绍亭先生研究表明，云南地区的农业发展也不是以原始的山地刀耕火种为最早的农作方式。据考古遗址、民族迁徙史、历史文献研
究来看，云南地区最早的农业是坝区农业，乃种植稻谷为主，云南的刀耕火种是萌芽于汉晋、兴盛于明清较晚的农业。（注：尹绍亭《云南刀
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据笔者的研究表明，云南的刀耕农业最兴盛时期是在西南经济开发的第三阶段，即明清时期。
云南地区农业起源的研究结论无疑可与三峡地区农业起源相互证明。传统认为刀耕、锄耕、犁耕的农耕发展三段论，但云南现代少数民族刀耕
火种三种工具俱全。这样看来，虽然在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展了石刀、金属刀等工具，但我们决不能简单轻率推论当时的耕作方式为
刀耕火种，即经典的刀耕火种砍烧制，当然即使是在历史上出现了锄耕、犁耕也不一定就不是刀耕火种的游耕制。农业工具进步程度并不是百
分之百与某种耕作方式有必然关系。
            三
    刀耕火种产出一定低吗？刀耕火种的效益一定低吗？请看尹绍亭先生的论述：“首先，粗放比集约省力……粗放耕作所需工数不到集约耕
作的一半，其省力的优越性是十分突出的。其次，粗放比集约产量高……在正常的情况下，滇南传统粗放的懒活地的陆稻产量，一般为600斤左
右，有的甚至达到800-900斤。滇南傣族传统水稻产量也不过500斤左右，近年来改种杂交稻，产量大部分上升到600-700斤，也不比山地民族粗
放的懒活地高多少。……粗放耕作比集约耕作省力、产出高、生态效益好，不仅刀耕火种如此，水田农业也是这样。”（注：尹绍亭《云南刀
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从笔者对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历史的研究亦可知，“唐宋时期ｓｈē＠①田的经济效益是应该肯
定的。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人口稀少而林地广袤的条件下，火烧后的肥力是十分丰富的。历史记载也说明这个问题。刘禹锡《ｓｈē＠①
田行》称‘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这说明当时ｓｈē＠①田的经济效益是较好的。范成大《劳ｓｈē＠①序
》称：‘巫山民以收粟300斛为率’，以一斛120斤计算，共可收36000斤左右。以一家六口计，人均一年仅粟便有6000斤。由此可见正常年景其
不可能有饥迫之苦。范成大称当时三峡农民：‘虽平生不认粳稻，而未尝苦饥’，却非虚语。”（注：蓝勇《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第28
页至31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再者国外学者罗依・那帕坡特对新几内亚的赞比亚人刀耕火种的研究表明，其输入与输出的比例
是1:17.4，也证明了这种结论。（注：转引自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传统观点认为历史时期的刀耕火种使水土流失加重，是对农业生态的极大破坏，似乎已经“臭名昭著”了。其实，刀耕火种在历史时期与
自然生态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首先，在远古时期，蛮荒四野，人少林多，人类利用火种方式烧山，使猛兽出没威胁人类基本生存的森林部分变成耕地，这无论从哪个方
面来看都应是一种进步，自然不可简单地与今天的“乱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挂上号。
    那么中古时期的中国南方刀耕火种的生态效益怎么样呢？我们通过对三峡地区的ｓｈē＠①田运动考察发现，唐宋时期三峡地区出现了规
模宏大的ｓｈē＠①田运动，“漠漠烧ｓｈē＠①烟”正是当时三峡农业开发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可是在这种刀耕火种下，并没有出现明显
的水土流失。唐宋时期三峡地区长江支流都清澈可掬，即使是在汛期也一样，这种状况甚至在明代仍然如此。（注：蓝勇《三峡经济开发的历
史反思》第28页至31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据郭声波先生研究表明，三峡长江干流在唐五代北宋秋季时清白清绿，只是到了南
宋时出现浑浊的现象，（注：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这已是三峡地区轰轰烈烈的ｓｈē＠①田运动500年
后出现的，且这种现象并不突出。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在亚热带、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刀耕火种不论是一茬轮歇制或轮作轮歇制，一方面有严格的护林制度，一方面在湿热的条件下休耕7年
至30年之久，其抛荒休耕地随时保持丰茂的森林，不会造成水土流失。据尹绍亭深入研究表明，云南少数民族刀耕火种对保护森林有严格的制
度，对于神山、坟山林、风景林、水源林、护道林、轮歇地林（包含树桩及根）不随便砍伐，在焚林时又有严格的隔火道制度作保障。又据郭
声波在滇南调查表明，直到80年代，滇南腾冲、景洪等地刀耕火种基本上不会导致水土流失，相反是在汉族固定山地垦殖区出现了水地流失。
    据对民族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典型的刀耕火种一般要求人口密度在15人／平方公里和人均耕地21亩左右。三峡地区唐宋人口密度在5.90-2
1.65人／平方公里之间，基本在这个数字内。刀耕火种造成水土流失是在人口膨胀人多地少的状况下从一茬轮歇向轮作轮歇，继而向连贯固定
的斜坡地农业演变的结果，是从刀耕、锄耕、犁耕演变的结果，不过那已经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刀耕火种了。这种转变过程也可从明清三峡和今
天云南少数民族中找到证据。
    据我们研究表明，明清时人口膨胀，林地短缺，连年种垦，轮歇地变少以至不存，森林保土保肥功能失去；清朝后期三峡人口密度已在30
至80人／平方公里之间了。唐宋三峡地区ｓｈē＠①田砍伐和火烧的是巨木，可是在明代三峡地区ｓｈē＠①田则主要是焚草了，便是这种现
象的说明。明清时期三峡及川陕山地地区水土地流失记载不绝于书，如“宜昌一带迨耕种晚，肥力为雨洗净，粪种也不能多获者，往往人烟凑
集之处，今皆荒”。（注：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五、卷一。）鹤峰“初垦时土甚肥。年久为雨潦洗，尽成瘠壤，终岁所获无几。”（注：同
治《宜昌府志》卷一五、卷一。）据严如＠③记载，清嘉靖时三峡刀耕火种的休耕只有三五年，且由于用锄、犁耕作，树桩受损，故“挖土既
松，水雨冲洗，三四年后，辄成石骨”，（注：严如＠③《乐园文集》卷七。）故长江上游“无业游民到处伐山砍木，种植杂粮，一遇瀑雨，
土石随流而下，乃至停淤接涨”。（注：陶毅《陶文毅公全集》卷一○。）
    尹绍亭认为今天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处于衰落阶段，实际上也是人口与土地资源矛盾尖锐的表现，正是对以上三峡地区火种变异为
斜坡挂地固定锄耕造成水土流失而失去生态效益的最好说明。
    由此看来，刀耕火种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是一个历史概念，历史上在人口压力不大的条件下的经典的砍烧制刀耕火种并不会造成水土流
失，且产出很高，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可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
            四
    美国学者A・特里・拉博曾说到“当在适当的人口密度水平下实行刀耕火种耕作时，这种耕作方式乃遭受最小的病虫害侵扰，几乎不会引起
环境生产力的退化而提供可靠的产量”。拉博的结论主要是据非洲现代刀耕火种民族研究的结论，而我们对中国历史时期刀耕火种发展嬗变研
究表明，中国历史的刀耕火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决不能简单进行概念化的臆测。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在此对前人及我们的刀耕火种研究作一总结，并不是仅想为历史上和现代刀耕火种正名，也不是仅想从传统的刀耕火
种中吸取生态农业的合理内核，为今天的生态农业提供借鉴，因后者我们农业经济学者也做了许多工作，不必赘言。
    我们最后由此引发出的是对传统的经济史研究内容和方式的思考。
    从学术界对历史时期刀耕火种研究深入和有所突破历程来看，有赖于在系统论基础上多学科综合攻关，特别是有赖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
使用。这其中，有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尹绍亭先生的民族学考察，有何柄棣先生从土壤学、生物学、文献学方面的考察，有李根蟠先生、卢勋
先生从考古学、文献学方面的考察，也有一些历史地理学工作者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的考察。它活生生地告诉我们运用新方法、新思想来研究历
史是大有前途的，同时也引发我们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思考。
    （一）80年代在社会科学“新三论”、“旧三论”风行一时，曾提出社会科学要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但这尤如昙花一现，不久便在种种责
难之中在社会科学界几乎消声匿迹了。不过我们认为这个昙花一现决不能说明“新旧三论”和自然科学方法不好或不能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
中。之所以造成昙花一现的现象可能原因有二：一在于传统思维方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此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在于提倡新旧三论
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多是一些青年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囿于社会科学知识根基薄弱，缺乏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成功个案的支持，故终归
是雷声大、雨点小。
    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一大批受过正规培训而相对有较高自然科学
素养的社会科学博士、硕士生在继承老一辈国学基础上，有志于对传统的经济史作新的开创研究，可以预料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新时代即将来到
。
    （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经济史，很大意义上讲是一部农业经济史。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与自然界的关系可谓密不可分。
可建国50年来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几乎是一部完全抛开自然环境的单纯社会经济史研究。当在80-90年代现实中的人们惊呼环境保护，强调保护
生态平衡时，人口膨胀、环境恶化使我们在现实中将环境保护立为基本国策时，我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没有回过头来用现代生态观、人地观
审视我们的经济史，没有去考察古人的生态效益，这不能不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三）我们认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只有当原始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讲经济效益，即有一定规模才能有经济效益，但决不是对任何阶段
经济史的评价只以亩产、总产量或文献中的“国泰民安”、“夜不闭户”来评价一个社会经济进步发展程度。特别是在讲求经济效益讲求可持
续发展的今天，对历史上经济发展效益的研究似乎尤为急迫。应该承认我们仅是对历史时期刀耕火种的经济效益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不过我
相信我们的学术界对中国历代生产经济效益作了系统研究后，一定会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封建社会科技无本质上突破等问题有新的
认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余下加田
        ＠②原字(火右加火)下加缶右加刂
        ＠③原字氵加翌
【责任编辑】郭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