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2607
【原文出处】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期号】199503
【原刊页号】128-131
【分 类 号】G4
【分 类 名】高等教育
【 作  者 】许庆豫
【复印期号】199509
【 标  题 】茅以升高等教育思想述评
【 正  文 】
    茅以升先生早年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先后出任南京东南大学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校长、天津北洋大学校长和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
院院长，解放后曾任北京中国交通大学校长，积累了丰富的高等教育经验。他早在２０年代发表的《工程教育之研究》一文影响极其广泛，其
后，《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工程教育的方针与方法》、《工程教育中的学习问题》等专论又相继问世，真知灼见蕴纳其
中，形成了他自己的高等教育观。
            一
    茅以升生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代接受落后的中国式教育，以后负笈美国攻读工程学，留学期间考察和研究了美英法德诸国的高等教育，
回国后又投身于中国高等教育，曾几次任大学校长，因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落后，有比别人更深切的感受。他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
，包括学制、招生、入学、实习、考试、教学、学分、毕业和就业等，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时间上、空间上、精神上、物质上都受重重叠
叠的束缚”，“改良了五十年，至今还未有灵魂，连躯壳都显得模糊，”［①］“无法创造人人发展的机会”［②］，亦不能“为人民服务，
为人类服务，增进大众的享受和把真理应用到人类必需的事物上去”［③］。他指出，“全中国最需要解放的事业，恐怕教育是比较迫切的”
。［④］改变高等教育既成状况，必须首先唤起人们正视高等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他深刻地指出，高等教育众多问题的致因可以归结为“处
处以西法为原则，未能适合国情以求实效”。［⑤］在他看来，完全模仿既失去借鉴的意义，又造成高等教育的落后。
    茅以升高等教育思想正是形成于他对当时高等教育的批判。本世纪２０年代，我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诞生不久，
缺少自己独具特点的思想、制度和方法。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一时被视为理想模式而加以模仿。茅以升率先提出“实情”，反对搬用西方
经验。他的这一早在２０年代提出的观点，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岁月，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提及的是，茅以升并非主张全盘否定国外高等
教育经验。他认为，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都必须为本国的建设服务，都应有自己的特色。他说：“英国实业隆盛，故高等
教育以实用为主”［⑥］；“法国富于研究科学之精神，与英国之实用有别”；“德国高等教育彪炳一时，自动研究之精神尤受提倡”；所有
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各有其精髓及目的，因国情之不同，自难求一律。”［⑦］他指出，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与我国通行者相去甚远”，
因此，不应该“冒昧模仿”。［⑧］他告诉人们，“各国高等教育亦有共同的特点”，［⑨］“倘能参合国情，酌量采用，”［⑩］即加以合
理的借鉴，一定能够获得启发，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他强调，“参合国情，酌量采用”是“当今教育家之专职。”［①①］他亲为榜样
，在全面批判一味模仿的同时，推荐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值得借鉴的思想、制度和方法。例如，他指出，威斯康星大学的“分职教育法”
和康乃尔大学的“混合教育法”各有特点，桑代克的招生测验准确性高，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方面。就此而论，茅以升的批判具有丰富
的建设性。
            二
    批判是为了建设，这是茅以升批判当时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说：“革去旧的，必须要有新的来代替。”［①②］为此，茅以升提
出了自己的高等教育理想，几十年如一日加以释阐发挥和完善，并始终为实践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将自己的高等教育理想称之为“教育的解
放”。
    剖析茅以升“教育的解放”理想和实践，可以发现蕴含于其中的三层意思。
    第一，解放学生个人。早在担任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时，茅以升就高度重视学生作为人的特性，呼吁高等教育界和整个社会从招生、教育、
毕业和就业多方面尊重、关心和帮助学生，促进他们的发展。任职院长后，他着手教学改革，创造“学生考先生”的方法，即由学生提问题，
老师回答，用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这种方法集思广益，大大激发了学生的思维活力，实践证明具有良好的效果。著名教育家陶行之先生对此
曾经说过：“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学上的一个先例，值得我们推广。”［①③］
    解放学生个人，一方面要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另一方面应该改革旧的教学制度，为学生的发展创造理想的环境。茅以升指出：“旧的
高等教育机构是集中读书的地方。在这里，生活是为了教学，时间可以统一支配。这种学校形式地造就人才就象工厂形式地大批生产一样，用
同样的原料，经过同样的工序，在同样的时间，生产出同样的产品。”他说，“这种不分地域、不问时代，都用这样机械的流水作业法”，完
全是“以人作物，树人不如树本”。茅以升提出“因材施教”，主张“学习计划根据生产需要和个人条件，按月按年，逐步实现，以期达到德
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的具体要求”。他接着要求，“每人进步，不作统一规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①④］茅以升在这里实际上提
出了教学改革的方向问题。要真正做到尊重学生个人和多方面发展他们的个性，就必须进行教学制度的改革，这已成为共识。茅以升于半个多
世纪前提出这样的命题，并指出了具体措施，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教授和大学校长的远见卓识。
    第二，“实业界与教育界沟通，互明彼此需要”，解放高等教育与实业的关系。茅以升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是理论与实践、通才与专才、
科学与生产、教育与社会均脱节。要克服高等教育的这些弊端，关键是使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需要，而要做到这一点，大学就必
须合理设置课程。
    高等教育究竟应该怎样设置课程，这一问题在建国前的几十年中很少有人讨论。茅以升认为，课程是高等教育的枢纽。他主张，中国高等
教育应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正确处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他提出高等教育“应与实际的生产能力配合”，“要与生产配合，随生产专业化
的发展，”［①⑤］设置适应生产需要的课程。他反对模仿美国，“不论外面生产情况如何，总是保持‘古典式的老套’，至多不过添些课程
而已。”他提出一整套的课程计划，即“习而学”的高等教育［①⑥］，并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解释“习而学”的问题。他认为，“习而学”
的高等教育应是一种理论中有实践和实践中有理论的课程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精神是强化教育中的实践锻炼，借助实践锻炼学习理论。他系
统地论述了贯彻这种计划的实际程序：①新生第一学年先行实习半年，后在学校学习半年理论。②第二学年前半年先在学校学习半年与社会生
产直接相关的课程，后在实际生产的现场实习半年。③第三学年前半年在学校学习较为基本的理论课程，后半年在生产现场学习较为复杂的实
际工作。④第四学年全年在校学习，攻读基本理论。
    茅以升多方面论证了这一课程计划的优点：①学生入学伊始便能知道未来的职业与自己的个性是否适合。②学生能够养成劳动观念和劳动
习惯，了解工作条件。③先经实习，再习理论，由知其然逐渐到知其所以然。④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由简单到复杂，对理论的理解更为透彻和巩
固；而且实践和理论作为手段共同作用于人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实际工作能力的训练，另一方面提高了人的认识水平，两种手段的结合可以
相互促进。⑤及时地实际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能够克服四年级实习去验证学生在一年级学习的理论的弊端。⑥学生毕业时攻读的基本理
论记忆犹新，就业后能有继续学习和研究高深理论的基础。茅以升的观点，建国初曾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发生过一定影响。北方中国交通大学
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贯彻了他的观点。现在看来，他提出的这些主张和措施未必完全精当。科学技术进步已对课程发生了重大影响，
许多专业的内容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有显著的变化和发展，高等院校的理论教学繁重复杂，他的观点显然不能适应这样的形势。然而
，他的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解决高等教育适应社会需要的问题，高等院校的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仍有距离和矛盾，
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普遍不强。因此，加强高校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三，“教育工作群众化”，解放高等教育与全社会的关系。随着高等教育经验的积累和社会的发展，茅以升的高等教育观亦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他认为旧的高等教育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种教育脱离社会实际，面向的是少数人，而与社会大众无关，所以不能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对广大人民也没有帮助。他憧憬高等教育的彻底解放，即高等教育群众化和社会化。
    建国初，茅以升主张，“凡有中学毕业程度者，应于其一生的时间，致力于大学教育。……每一城市，至少应有‘学术中心’一所，内有
图书馆、试验室、实习工厂、博物馆、美术馆、音乐馆等。……亦有教师指点。”［①⑦］其后不久，茅以升认识到实行这一主张面临财力和
人力的限制，因而从“实情”出发，进一步修正和完善高等教育群众化和社会化的蓝图，为之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首先，“广泛集资”，筹措教育经费。他提倡“注重鼓励产业机构捐赠教师讲座；捐资建造图书馆、试验所、博物馆、美术馆、音乐馆等
建筑；捐办学生宿舍、书籍。”［①⑧］广泛筹措经费，实行社会集资办学，现已成为高等教育办学的有效途径。早在几十年前，茅以升就已
认识到这一途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该说他具有一定的历史发展的把悟力。
    其次，“非脱产学习”，“人人都受大学教育”。他为了实现自己孜孜以求和积极倡导的“教育的解放”，提出“根据需要，地方设立大
学；大学科系的确立要为地方生产（广义的）单位服务；大学制订的各种科系的课程表，向各生产单位公布，生产单位根据此表选送非脱产学
习人员；大学对所在地区开放，进行科学理论、实验、１课程的答问及辅导。”［①⑨］他主张对非脱产学习的学生实行考试，单科合格发给
结业证书，全部课程合格发给毕业证书。他提倡大学担负起“知识医院”的职责，为人们治疗“知识上的各种症疾。”［②⑩］他认为，大学
只有承担起这些任务，才能“实现教育的解放。”［②①］
    再次，“确立正确的升学观念”。他恳切地告诉青年和希望进大学的中学毕业生，教育是一种机会，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享有，并不限
于大学门内；大学门外可以受高等教育，大学毕业后可以进一步继续接受教育，关键是把握机会，利用机会，“充分教育自己”，“终身教育
自己”，“确立正确的升学观念”。［②②］
    茅以升“教育工作群众化”思想内容相当丰富，包容了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和接受社会调节，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终
身化的旨趣。诚如他自己所说：“这种制度的一个主要精神是活到老学到老。每个人都不认定只有进入大学校门才是接受高等教育，每个人都
不以得到学士学位为满足，而学士学位也不再足以吓倒任何人。”［②③］茅以升之所以坚持高等教育的群众化，乃是因为他认识到社会、学
术和生产发展呈加速趋势，仅仅依靠“纯”大学教育远远不能适应人们更新知识的需要，远远不能适应时代进步；还因为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国
家，社会迫切需大批中高级人才，而既有的全日制大学的培养能力有限；再有就是广大人民都应有权享受高等教育和最大限度地发展自身。高
等教育只有面向社会和全体青年开放，才能满足种种需要，并推动社会进步。茅以升在５０年代早期，在我国经济、科学和整个社会相当落后
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些主张，其正确性已为今天的社会发展趋势所证明。他的学识、勇气和振兴高等教育及整个社会的使命感都十分明显。更难
能可贵的是，他没有滞于理论和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从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主张，明确具体措施，并进行论证，这样就使他的观点拥
有比较牢固的实践基础。
            三
    透过茅以升对落后的高等教育的批判，对“教育解放”的呼唤，可以看出，他的出发点和落重点都在于高等教育改革。因此，他在论述了
高等教育的教学、办学方向及形式改革后，必然会将思想的锋芒指向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这一重大课题。
    茅以升分析了建国前后的高等教育目标，指出这种目标是“广泛不精的，以培养‘通才’为目的的。”［②④］这样的“‘通才’不能立
刻进行生产，患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毛病，他需要继续进行学习，他就业的部门担负了培养‘专才’的任务”；［②⑤］这样的“通才”目标“
是以理论为前提的”，其支配和制约下的整个高等教育过程“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形成了‘填鸭式’的教育，并有空谈理论而好高骛远的危
险”；［②⑥］这种教育与社会生产脱节，成为“脱产教育”。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现象都是不合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抄
袭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法（尤其是美国）”，而这些国家的国情与我国的国情不同。在我国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比西方一些国家更
迫切需要学以致用的和实际工作能力强的专门人才。２０年代，茅以升就是从我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高等教育的“专才”培养目标。
    茅以升的“专才”目标在解放后不久便受到一些人士的非议，批评这种目标缺少远见，同样是抄袭的，是以前苏联的高等教育为效仿对象
。倘若全面审视茅以升的观点、就可以发现，这些批评实际上是误解。２０年代茅以升最初提出“专才”目标时就曾明确界定“专才”的条件
。他说，这样的“专才”应具有下列条件：“（一）善于思想。（二）善用文字。（三）善于辞说。（四）明于知已。（五）明白环境。（六
）科学知识，知其所自来，及适用之方法。（七）富于经济思想。（八）品德纯洁，深具服务之精神。”［②⑦］可见，茅以升所谓的“专才
”，是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人才，而非只懂理论和缺少实际工作能力的“通才”。建国后他在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回答对自己的批评时强调：“
我们的情况，有很多地方和苏联的不同，……因此，苏联制度，我们还不能完全采用。即以今天中国工业落后的情形来看，如果仿效苏联，开
办几个动力学院、电机工程学院、公路学院、炼钢学院、化工学院、矿业学院，以便四、五年后有许多专家来服务，似乎也不太理想吧。”［
②⑧］他主张我国的高等教育应参照“苏联的经验，配合到我们的国情，来拟定我们的方针和方法。”［②⑨］他说：“高等教育的目的，是
培养高级建设人才，培养人才的目的，是完成建设的任务。”［③⑩］可见，茅以升所谓的“专才”，既与美国的通才不同，又与苏联的专家
有别，而是我国国情所需要的专门建设人才。
    关于如何培养这种人才，茅以升提出，我们应该坚持“理论与实际的一致”，做到“学校与工厂配合，基本与工具配合，理论与实习配合
，理论与工具配合。”［③①］简言之，即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途径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在他看来，“生产、教育和研究是‘三位一体’
的，而以生产为主体，教育与研究为‘两翼’，教育是为了普及知识，研究是为了提高生产”。［③②］因此，人才的培养须臾也不能脱离实
践。
    茅以升高等教育主张历史跨度大，始于２０年代而至对于５０年代，内容相当丰富，涵盖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目标等。他是建国前少
有的较为系统地论述高等教育的大学校长之一。他的许多见解历经岁月的检验，仍然充满时代气息，适值高等教育面临新的发展机遇，重新学
习茅以升的高等教育思想，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责任编辑  徐启彤
    注：
    ①④《茅以升科普著作选》，科学普及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页。
    ②③同上，第１２页。
    ①②①⑦同上，第４页。
    ②⑩②①②②②③同上，第１１６页。
    ②④②⑤②⑥，同上，第１５页。
    ①⑧同上，第７页。
    ①⑨同上，第１１２页。
    ②⑦同上，第１８页。
    ②⑧同上，第２２页。
    ②⑨同上，第２１页。
    ③⑩同上，第２９页。
    ③①同上，第２３页。
    ③②同上，第２６页。
    ⑤《茅以升选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９６页。
    ⑥⑦⑧⑨⑩①①同上，第３７７―３８１页。
    ①④同上，第１１３页。
    ①⑤①⑥同上，第４１８页。
    ①③转引自公盾著：《茅以升――中国桥梁专家》，科学普及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