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2-858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807
【原刊页号】⑦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909
【 标  题 】执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怀念程代熙同志
【 作  者 】贺敬之
【 正  文 】
            一
    程代熙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编辑家。从1947年发表第一篇译作开始，在文坛耕耘了五十多年。代熙学贯中西
、博古通今，在学术上很有造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是马
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热忱宣传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坚定捍卫者。最近，正当十卷《程代熙文集
》出版的时候，他却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熟悉他的朋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和他相识二十多年，深感他是一位值得铭记、值得学习的好同志。
    1927年，代熙出生在重庆近郊的一个小村落。由于家境贫寒，只上到初中就辍学了。未成年的代熙一边在一家公司当雇员，一边刻苦自学古
文、英语。1947年，他开始在《新民晚报》发表译作，介绍外国进步作品。新中国的成立，使代熙振奋不已。他参加土改工作队，后来党派他到
人民大学进修。1956年，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的编纂工作，并撰写、翻译了一批文艺理论著作
。从此，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粉碎“四人帮”之后，代熙积极参加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发表了多篇很有分量的文章。1
986年，为贯彻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他和陈涌等同志一起创办《文艺理论与批评》。这家刊物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在剖析国内外文艺思潮、评介现当代文艺创作上做了大量工作，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代熙一生写作、翻译、编辑三者并重，在诸多领域
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二
    代熙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的编纂工作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关心文艺问题，但他们只在少数场合专门谈论文
艺问题，大量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散见于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建国初期，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都没有出齐，已经出版的几卷译文也不够完善
。前苏联出版的马列经典作家论文艺的专集，都还没有翻译过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熙受命编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担任这套丛
书的责任编辑。这是一项默默无闻的艰苦而繁重的工作，对读者却十分有意义。可以说，它是新中国文艺建设的一项基本工程。代熙和编委会的
同志们一起拟定选题，组织人力进行编选和翻译工作，并和译者一起反复推敲译文。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两卷本的《列宁论艺术
》、一卷本的《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以及《鲁迅论文学》、《瞿秋白论文学》、《拉法格论文学》等，都是倾注了他的心血，经他之手送到
工厂发排的。代熙曾经回忆他和著名翻译家曹葆华的合作：“我两个商量好，他精心地翻译，我帮他逐字逐句地细心核对，不放过一个疑点。他
要求我不仅用铅笔画出需要进一步斟酌的辞句，还要求我尽量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然后由他定夺。有时为了解决一个疑点，我们之间往往要反
复许多遍。”由此可以看出工作的艰辛。代熙不但在编纂马列文论上耗费了大量心血，在介绍西方美学、文艺学文献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八十
年代，他和陆梅林等同志一起主编《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已出版的《异化问题》、《文艺学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手稿〉中美学
思想讨论集》等，是当时介绍这些热点问题最完备的资料，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为翻译家，代熙的译作广为学人所称道。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拿来主义”――学习鲁迅介绍外国文学的
经验》。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实践毛主席的“洋为中用”和鲁迅的“拿来主义”。他的翻译既讲忠实也讲文采。早年的代熙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
作品，后来他把目光集中到文论上来。他熟悉英语、俄语，自学过德语。他翻译的《阿・托尔斯泰论文学》、《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歌
德的格言和感想》等，都以译文的准确、流畅、传神，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代熙最引人注目的成果，自然是他的理论、评论著作。他生前出版了《艺术家的眼睛》、《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的现实主义》、《海棠集》
、《理论风云》等四本论集，还主编了《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一书。他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对美学问题、文艺学问题、中外文艺思潮问题都
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概括、对现实主义基本特征的归纳，曾被人多次引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自八十年代以来，他
一直跟踪考察新时期的文艺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针对文艺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撰写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文章。由他主编的《新时期文
艺新潮评析》一书，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切入新时期文艺论争的热点，通过细致深入的梳理和剖析，澄清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
说：“这本书对新时期以来搅动中国整个文学艺术界的风起云涌的‘新潮’文艺作出了一个比较完全的描述和比较系统的初步总结。”我以为这
个评价是很公允的。
            三
    代熙一生的学术活动，贯串着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他研究问题，总是从掌握实际材料入手，在这方面舍得下大功夫、苦功夫、笨功夫，
有时简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从来不满足于第二手、第三手材料，总要千方百计地找到第一手材料，然后才肯提笔撰文。他重视翻译，和
这一点也有密切关系，总想直接接触外国的东西，以免上“二道贩子”的当。他评论文艺思潮，总要先弄清各种观点、各种概念的来龙去脉：怎
么产生的、怎么演变的、发生过什么重大争议，然后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析。所以，读他的文章，人们往往觉得很扎实、信息量大
。即便不完全同意他的结论，也能从中得到启迪。现在，有些论者不大愿意在掌握资料上做艰苦扎实的工作，以为写作也像做生意那样，可以“
一本万利”，甚至可以“空手套白狼”；以为一旦抓住了某一时髦观点，就能无往而不胜，可以任意构筑理论新体系。人们对理论研究中的浮躁
之风深感忧虑。代熙的实事求是学风，对我们是很有参照意义的。
    代熙重视资料，又从来不以“掉书袋”为能事。他不赞成为学术而学术。他研究理论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服务于文艺实践，服务于社会主义
事业的大局。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旦把它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行动指南，就没有发生过动摇。不论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动
荡，他一直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文化大革命”中，代熙受到残酷打击。粉碎“四人帮”后，代熙用他深厚的马列文
论功底，投入到揭批“四人帮”的洪流中去，揭露他们的极左面目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后来，出现了从右的方面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
潮。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
否定社会主义。”代熙在继续清理“左”的流毒的同时，着力同那种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文艺观，否定革命文艺传统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
争。为此，他赢得了敬佩，也受到了责难。一些人表示“惋惜”：一个学力深厚的学者，不去关门著书立说，不去研究一些“纯学术”问题，居
然倾力在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上做文章，这不是吃力不讨好吗？我觉得，在原则问题上态度鲜明，不明哲保身，把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
融学者和战士于一身，这正是代熙的突出优点。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将会越来越感到这一点的难能可贵。
    二十一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来讲，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敢于从实际出发，打破旧框框，根据实践的新发展，在理论上进行创新开拓。同样，也要敢于从实际出发，坚持那些
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哪怕它一时遭到围攻、咒骂，哪怕一时还有许多人不承认它。前者需要勇气，后者也需要勇气。只有两者兼备，
才是真正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遇到巨大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潮流排山倒海
般涌来。否定革命文艺传统，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一些人中间成为一种时髦。什么“告别革命”，什么“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种种呼声甚
嚣尘上。在这种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则，难道不需要勇气吗？代熙正是一位两方面勇气兼备的好同志。不随波逐流，不随风摆动，认
准了一个目标，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他入党很晚，但他具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坚强党性。1997年，代熙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在病榻
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道：“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正处在低潮时期，世界上那些视社会主义制度为洪水猛兽
的资本主义大国及其他的一些敌对的政治势力，还会在我们国家前进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制造种种困难，散布‘告别革命’、共产主义已经
彻底‘失败’的种种谰言，但我深信中国共产党――这个久经历史考验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一定能够领导亿万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另一
个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信心，我向组织呈上我的入党申请书。”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人生誓言。正是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鼓
舞着他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奋斗了一生。
    代熙走了。我相信，会有更多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学者继之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