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2-535
【原文出处】文艺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624
【原刊页号】②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908
【 标  题 】铁肩担道义
    ――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
【 作  者 】陆贵山
【编 者 按】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相继参与了“人文精神”、“知识分子话语”等话题的讨论，这些话题都涉及到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在市
场经济的冲击下，当前有一种忽略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的倾向。谈论这个话题时，我们不可忽视作家、评论家主体取向的关键作用，而主体价值
取向的多样选择则是客观存在的，这也决定了探讨文艺的精神价值时必然出现的歧义；然而有一点却是我们应当认同的，即“文艺是国民精神所
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语）面对忽略或漠视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现象，重提这个话题对于文艺创作是有其现
实意义的，也有益于对九十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反思作一深化和总结。
    我们特开辟关于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专栏，以陆贵山的这篇文章作为开头，陆续还有几位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他们之间的
见解不尽然相同，甚至可能是相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充分说理的、富有理论建设的争鸣和探讨。
【 正  文 】
            一、政治良知
    曾经发生的政治动荡和政治专制所带来的沉重的创伤象梦幻一样缠绕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可怕的政治运动政治风暴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政治恶
果，很大程度上引发和酿成了作家和群众的政治神经的脆弱和麻痹，政治意识的模糊和退化，政治良知和政治责任的消解和隐匿。一种厌恶和漠
视政治的非理性和情绪化的心态不可遏制地弥漫开来。然而，政治是具有不同性质的。反对专制的非人的政治，应当是为了追求和守护人民利益
的民主的政治。世界尚未进入大同，阳光下面还有罪恶。当南斯拉夫的神圣领土和善良人民遭受到邪恶势力的狂轰滥炸的时候，南斯拉夫的文艺
工作者们通过举办音乐会的形式，发出怒吼和呐喊，向侵略势力表示义愤和抗争、声讨和控诉。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了难忘的战争岁月，唤起了已
经被淡忘了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历史境况下文艺所负有的政治使命的记忆。即便是和平发展的时代，也往往笼罩着战争的风云，霸权主义者总会伸
出侵略的魔爪。强权政治已经成为制造各种灾难、不幸、痛苦和罪恶的渊薮。反对国际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伸张正义，维护和平，应
当成为作家艺术家所必须拥有的政治良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外反霸权，内惩腐败，理应成为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理论家的神圣的
历史使命和政治天职。
    任何躲避和消解政治的心态和意向都是不明智的。既要反对文艺即政治的观点；更要反对文艺非政治的观点。从性质上说，关键在于是什么
样的政治。专制的非人的政治是不好的，而那种人民的、民主的、清朗的、开明的政治正是人民和社会所需要的，关键在于把政治放在什么样的
位置上。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首先应当为经济建设服务。一方面要看到政治对经济的从属性和依赖性；另方面也要看到一定条件下政治是经济的
集中表现，换言之，政治是以集中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消解、躲避和排拒政治是不利于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的；从学理上说，政治是社
会、历史和人生乃至审美的思想内涵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因为文艺有三种形态：存在形态，制度形态，观念形态
。这三种形态的政治都是人们无法超越和躲避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包括文艺为人民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
，如果文艺不为人民的政治服务，谈不上文艺为人民服务，如果文艺不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同样谈不上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从传统来说，重
视和弘扬社会的政治教化、政治伦理和政治理性是中国重要的优良的人伦传统和人文传统，群众和作家都有历史积淀下来的能得到现实支撑并永
远挥之不去的政治伦理的情操和政治伦理情结；从需要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关键，成为人心所向的社会心理，成
为生活和话语中的重要语境。作家艺术家们应当具有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觉地为人民的民主的开明的政治服务，为呼吁和促进政治体制
改革和民主体制完善服务。讳谈和躲避政治，一味地宣扬“非功利、纯审美”，这种观点和态度显然是不妥当的。
            二、文化操守
    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文化工作者应当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作为文化方面的爱国主义者，应注重和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论
的特殊性和差别性。为此，必须尊重文化和文论的本土性和民族性，维护民族文化和文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对超级大国文化的绝对性，为世
界各民族的文化和文论争得一个公正和平等的地位。这对抵制超级大国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具有积极意义。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
主义都从战略上和策略上推行着文化扩张主义和文化侵略主义，企图无孔不入地将所属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强加于整个世界，实现
“雄霸全球”的文化征服。如果说文化的全球化或文化全球主义旨在宣扬文化的人类相通性和普同性，是不无道理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
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
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拉近和缩
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文化交流必然经历一个同化和顺化的复杂过程，使民族的狭隘性和局限性逐渐得到克服，同时使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
财产，使民族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分明是说，由于世界性联系的强化和深化，民族的片面性得到扬弃，成为世界文学的一
个构成部分。既没有排斥和否认各民族文化和文论的存在和发展的权力，又没有主张用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体系去“化全球”和“大一
统”。正直和善良的人们要保持足够的警觉，要防止和抵制霸权主义者把全球的一切都“化”到他们那里去。其实，这只能是一种妄想。“全球
化”任何时候绝不会“化”掉各民族的渊远流长、千姿百态的文化和文论的特色，相反，正是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才能使全球的文化和文论
变得异彩纷呈。实际上，无论是用“东半球”化“西半球”，还是以“西半球”化“东半球”都是不可能的。
    必须辩证地认识和理解文化和文论的“全球化”和“多极化”、文化和文论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文化和文论的“普同性”和“差异
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不同民族、国家、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既有相渗相融的一面，又有互异互激的一面，简言之，既有互补的一面，也
有对峙的一面；既有亲合的一面，又有纷争的一面。因为文化和文论具有普同性和相通性，所以各民族可以互相选择、互相补充，扬长避短；因
为文化和文论具有差异性，具有不同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必然带来一定的排他性和扩张性，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同化和被同化、“我化”和
被“他化”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是对立和统一的矛盾的复杂的集合体。必须有所选择。用“国学”排斥“西学”和“马学”，或以“西学”消解
“国学”和“马学”，均不可取。抱着西洋情结的学者唯西学是命，贬抑富有民族特色的本土文化和文论，助长后殖民文化霸权主义和民族虚无
主义；具有古道热肠的学者又往往抵御优秀的外域文化和文论遗产，唯我独尊，甚至表现出盲目而又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民族虚无主义和民
族国粹主义，有时又连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文论。应当本着“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精神，从理论和实践上努力解决好文化和文论
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传统性和当代性的关系。为此，既要防止和克服内部的复古主义，锐意创新，又要警惕和抵制外域的以强权政治为支
撑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侵略图谋，在文化和文论的交流和对话中，应当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需”的原则，应当自觉地处理好对话和选
择的关系，从而增强和提高创作和作品的文化本体意义，以达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新文论之目的。
            三、社会理性
    1880年，恩格斯曾宣称资本主义的理性社会和社会理性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先进性和合理性。但资本社会的极端的发展和繁荣的事实表明，资
本主义的社会理性仍然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变通能力和自我调解能力。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性的存在和对这种社会理性的阐释、理解、使用、实
践、占有和分配都具有双重性或两面性，即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如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既可以造福人类，又可以转化为核能武器和巡航导弹滥
杀无辜。然而，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是无罪的，关键在于它们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关键在于它们转化的是否合理，使用的是否适度和是否有
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理性、认知理性、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还很落后，不能因为发达国家对这些理性的非理性和非
人性的转化和使用，便去反对和诅咒这些理性本身。
    在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总会产生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之间的矛盾，必然萌发人文情感和社会理性、人文关怀和历史规律之间的冲突。即
便是对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例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文坛圣手，尽管都极为深刻地表现了从宗法制农经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
折和过渡，但他们面对社会变革所作出的历史选择和人文选择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说巴尔扎克比较膺服历史规律和社会理性；托尔斯泰则注重于
人文感情和人文关怀。巴尔扎克完全站在历史潮流一面，他尽管是反动的保皇党徒，但他看到了自己所隶属的贵族阶级已经腐朽，不配有更好的
命运，于是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以尖刻辛辣的笔触，嘲讽和鞭笞黑暗罪恶的地主阶级，反过来去歌颂圣玛丽修道院的代表未来的
市民社会的共和国的英雄们。托尔斯泰极其深刻地批判了沙俄帝国农奴制度下的官僚地主阶级的专制、腐败、黑暗、罪恶和种种丑恶的秽行，甚
至对豪富而又糜烂的贵族之家的空气感到窒息，最后离家出走。他既厌恶贵族阶级的颓废和腐朽，又痛恨新兴市民阶级的贪焚和欺诈，最终转向
和归属土地的主人――农民，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思想家和实践者。托尔斯泰没有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他对广大农民的人文情感和人文关
怀消解和压倒了服从时代变革的历史规律和社会理性。尽管列宁称赞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但这位伟大作家所选择的向后看的历史观念和历
史态度却是值得研究的。作家艺术家在社会转型的历史变动时期，理应多一点巴尔扎克的社会理性，少一点托尔斯泰的人文烦恼，更加清醒地表
现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文艺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是辩证统一的。既反对用历史精神和社会理性压抑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的倾向，也排拒以
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取代历史精神和社会理性的倾向，那种非历史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感和人文关爱纯属一种虚假的人文观念。应当消除各式各
样的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狭隘的鄙俗的人文惰性。那种违背时代潮流、历史逻辑、社会理性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爱是不足取的。只有经过
变革现实的伟大的历史实践和历史过程，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逐步实现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的统一。
文艺工作者们应当站在变革时代的前沿，倡导顺应和推动有助于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爱，追求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相和谐的
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