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2-798
【原文出处】《文艺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313
【原刊页号】③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6
【 标  题 】文艺论争杂议
【 作  者 】陈漱渝
【 正  文 】
    近年来，文坛的纠纷似乎有增多的趋势：有作家要把批评家送上法庭，又有导演扬言要把影评人的牙齿敲掉。还有不少读者对当前盛行的“
金钱的文艺批评”和“圈子的文艺批评”深感忧虑，因为这种“包装炒作”、“友情出演”式的批评将使真正的文艺批评窒息。在这种人文环境
之中，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用“论争”来代替法庭，代替替头，代替谩骂；用“论争”来驱除“金钱”和“宗派”的魅影。
    这种呼吁是应该得到回应和支持的，因为论争是人类古已有之的传统，能展示人类自身的智慧和风采。在论争过程中，双方的学术视野、知
识水平、思维能力和论辩技巧进行着激烈的抗衡，从而使文化、学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传播和推广。在古希腊，学者之间的论争蔚然成风，出
现过著名的雄辩家伊萨乌斯(Isaeus)和著名的诡辩家莱什阿斯(Lysias)、伊索克拉特(Isocrates)。他们能说会道，口若悬河。在中国，春秋战
国时代也一度呈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对他的弟子公都子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当时论争的主要对象是杨朱和墨翟――他认为这两位思想家的言论属於“邪说淫辞”，批驳他们是为了使夏禹、周公、孔子的学说得到承
传和发扬。
    的确，论争可以为学术文艺的发展注入活力，提供动力。论争犹如铁锤敲打燧石，在撞击的过程中时时迸发出真理的火花。比如，著名的英
国诗人雪莱正是在跟他的友人托马斯・皮科克论争的过程中撰写了长篇论文《诗之辩护》，形成了他的最完整的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在中国，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发生过左翼文坛跟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的辩论。苏汶当时指责左联只顾目前需要，不论什么真理不真理。周扬当即反驳说
：“只有实践才能辨别真理，只有实践才是真理的决定的规准。”（《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载《现代》1卷3期），显而易见，周扬的
上述观点不仅十分正确，而且非常超前。不过，论争不一定每次都能得出泾渭分明的是非结论。常见的情况是：论争的一方能指出对方实质性的
错误，而另一方也能指出对方的某些偏颇和欠缺，最终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合力，推动着学术的车轮在健康的轨道上不断前行。比如五四时期
国故派主张“保存国粹”，而钱玄同干脆主张“废止汉字”，有了这种激进的观点和守旧的观点对抗，白话文则乘机得以流行，终于成为了文学
的正宗。
    记得在中国古代笑话中，有一则近视眼比眼力的故事。讲的是有一群近视眼，各自根据事先分别探得的消息辩论新挂匾额上的字句，但其时
那张匾还没有来得及挂起来（清代崔述：《考信录提要》）。像这样的“论争”在本来意义上当然毫无文化价值，只能如实地把它当作笑话看待
。而真正的文艺论争的发生，却总是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文化原因；也就是说，有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的历次论争同样如此。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文学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单元的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一副老态龙钟、我行我素的固执形象。直到五四时期，随着
外来文化的八面来风，中国文化才真正打破了文化背景的单元性质。多元并存的外来影响，使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群芳竞艳的
喜人景象。仅当时引进的批评方法，就有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批评，表现论的浪漫主义批评，印象式的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古典主义批评，以及
后来成为批评界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各具不同倾向、不同规模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
学社团流派辞典》中，开列的社团条目就多达1035条，流派条目有47条。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文学论争的产生就成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的事情。比如同样留学美国，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所开采的思想资源是欧美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思潮，手段是理智，目标是个性解放和思
想文化上的反叛传统。而梅光迪等“学衡派”骨干则师承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敌视科学理性主义和艺术中的浪漫主义，片面维护古典文化
传统，因而走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又比如同样留学日本，鲁迅接受了明治时代盛行的写实主义、功利主义影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
会责任感，创作关注人生问题，尤强调揭示灵魂的奥秘，而创造性的批评家成仿吾却接受了大正时代尊个性、崇天才、赞创造、重自我的现代意
识，以及重表现（即“创造”）轻再现（即写实）的批评观。因此，在成仿吾看来，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孔乙己》《药》
《阿Q正传》都是“浅薄”“庸俗”之作，惟独“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不周山》“最出色”，有资格进入“纯文艺的宫廷”。
所以，鲁迅与成仿吾文艺观的冲突，在特定意义上反映了日本明治时代文化观与大正时代文化观的冲突。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家之间固然容易进行论争，就是处于同一思想流派、同一思想体系之中的作家往往也会开展论争。因为任
何人都是带着与他人的差异性跨入生命长河的，必然具有不尽相同的生命体验、思维方法以及判断文学价值的准则。不同人即使在某些方面存在
共识或大同，仍然会在另一方面出现分歧或差异。像法国古典主义内部出现了以布瓦洛为代表的贵族派和以圣・厄佛烈蒙为代表的民主派。在西
方浪漫主义内部，出现了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对立。在湖畔诗人群中，柯勒律治对华兹华斯的诗论进行了批判；在自然主义阵营，泰
纳与左拉各走一途。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阵营中，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内部，因为对抗日统
一战线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两个口号之争。即使同一作家身上，前后主张发生矛盾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所以，我们应该把论争视为文学的灵魂，而
不应该谈论争色变。
    当然，文学论争也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文学争论不要引进文学以外的势力，笔墨官司不要倚仗笔墨以外的力量解决
。历史经验证明，凭借文学之外的力量（尤其是政治威权）来解决文学范畴之内的事情，不但不会取得好的效果，甚至可能酿成无数的悲剧。在
外国，曾经发生过判决诗集《恶之花》“伤风败俗”的案件。这本诗集的作者波特莱尔被送上法兰西第二帝国法庭，判决罚款300法郎，并删除
了六首诗。然而，事隔九十二年，上述指控被取消，《恶之花》的名誉终于得到恢复。在中国清代，雍正皇帝也是一位论争的爱好者。他为了跟
弘忍和尚辩论，专写了一部《拣魔辨异录》；为了跟湖南文人曾静辩论，又写了一部《大义觉迷录》。皇帝能跟平民辩论，原本可以成为美谈佳
话，偏偏雍正皇帝又大发龙威，结果致使弘忍的著作被毁版，曾静先被放逐，后被杀头。
    雍正皇帝的这桩秩闻见诸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任公当时认为，像雍正皇帝这种跟儒生打官司的最高权力者“在中外历史上
真算绝无仅有”。然而不幸的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类似於雍正参加论争的例子，其严重后果甚至超出了雍正、乾隆两朝的文字狱。比如
周扬、黄药眠、邵荃麟、胡绳等人跟胡风派的分歧，原属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内部的分歧。胡风文艺思想虽然有其偏执隐晦之处，但其
持之以恒的反封建立场，对人的价值、个性的热切关注，以及对文学承担的思想启蒙使命的高度自觉，都显示出这一理论体系的学术特色。然而
，建国以后，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却对一个文艺理论问题作出了可怕的政治性结论，致使原来应该正常开展的学术争鸣演化为一场波及全
国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成千上万的无辜者由于肃反扩大化而被批判、劳改、监禁。据一些文艺界老前辈回忆，当胡风一夜之间由一个文艺理论家
变为反革命时，不但作家协会系统的一般工作人员思想跟不上，就连跟胡风长期存在理论分歧的周扬也大吃一惊。像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真应
该世世代代都牢牢记取。
    论争应该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态度和气量问题；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要有力量防止情绪支配自己”（1908年2月7日致高尔基信）。在正常
的学术论争中，双方都应该遵循“虚己服善”的原则，树立一种服膺真理，不文过饰非的学风。特别应该强调对论争对手的尊重与宽容。容忍不
同的声音存在，并不等于抑制批评，批评本身也是不同的声音。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树立了楷范。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既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点――如把价值形式视为存在於商品本性之外的东西，又指出其对庸俗经济学的超越。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
克思既指出了亚当・斯密理论的短处，又肯定其长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发生过一些过于情绪化的大大小小的论争。比如在“革命文学论
争”中，冯乃超挖苦鲁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郭沫若则干脆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戴着白手套的法西斯蒂”，“是二重性
反革命人物”。1922年胡适与郁达夫等就翻译问题开展辩论时，一贯主张宽容持平的胡适却对郁达夫译文的错误进行了夸大，说郁的译本“几乎
句句是大错”，“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气得郁达夫想跳黄浦江。常言说，真理愈辩愈明。但背离理性的论争则相反，是笔战越久，离真
理愈远。这方面的教训是同样应该记取的。当然，我们也并非一概排斥所谓“骂人”文章。“骂”亦有道：有的出于公仇，有的源于私怨。骂亦
有“艺术”：有的卑污低俗，有的则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那种出于正义又能成为“文章”的骂人之作，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所向披
靡，发挥出一般文章起不到的摧枯拉朽的作用。不过，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理性、平等、自由的原则。为了学术的进步繁荣
，上述原则是不应该轻易动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