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3084
【原文出处】文艺争鸣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8-27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 作  者 】钱竞/孟繁华/闻力
【复印期号】199606
【 标  题 】“文学艺术消闲功能”笔谈（之二）
【 正  文 】
            “文艺消闲功能”断想
    我们如今不得不加以探讨的，仍然是一些很大的诸如“人文精神”、“理想主义”这样的题目。因此，在95文坛论争十分火爆的时刻，对“
文艺的消闲性与精神文明”的讨论，感到颇为意外，亦有过这等论题不足为道的想法。然而，真正参加了研讨活动而受到启发之后，想法顿时有
所不同了。其一，文化上的消闲，是当今社会的实际需要，并不因为有人忽视就能够取消这个话题所蕴含的价值意义；其二，消闲性的话题，实
际上是有待探讨而又有所争论的，它实际上关系到“民间文化空间”急剧增长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广袤的空间里，文学家、艺术家如何可以更有
作为？显然又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说穿了这波及到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是否具有语言力量支配权的问题（在今天，可能还要
附加一个图象影象力量支配权的问题）。
    简而言之，所谓“消闲功能”也可以看成一种隐蔽话语。在它背后矗立的，则是民间文化空间与话语权这两大课题。文艺界的有识之士没有
理由去忽略不计这类问题。
    关于消闲功能与民间文化空间的关系，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及闲暇增多与文化空间扩展之间存在的因果
关系。至少，在大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初步消除了温饱的忧虑之后，尤其自1995年5月1日城市实行五天工作制之后，相当多的人相对地有
钱了也有闲了。这个由时间与金钱所支撑的生活空间，在广泛的定义上当然可以视为“文化空间”。尤其应该看到的是，在中国所发生的转轨或
者叫转型，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体制从计划化转变为市场化，而且恰恰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机制在深广而持续地发生作用，也使得文化领域出现了市
场行为的渗透，出现了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在文化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也同样在削减甚至是在损毁文化领域的计划原则。当出版界、新闻
界抑或电影界把赢利原则放在第一位而指导自身行为的时候，行政当局的指令性调控就会渐渐失去效力。理由很简单，文化上的行政性指令并不
能保证文化企业的利润，而财政收入的拮据也导致了行政当局干预能力的萎缩。换句话说，文化企业不再能像以往那样由国库中汲取财力的时候
，势必将目光移向新的财源，而这就只能是那些由掌握着所谓“经济选票”的文化消费大众所构成的文化市场。也正是因为以上所描述的这种缓
慢的、渐进的、层累式的转变，才导致了民间文化空间的诞生和成长。我想，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完全可以由文化市场的调查专家用数字来加以证
实。据说，目前国内已经拥有千余家报纸和几百家出版社，相当多的报纸要办好周末版以吸引更多的读者，而出版界则不得不忙于推出畅销书以
赢得更多的营业收入。其直接结果，就是对知识与趣味的有效需求大为增长。可以说，最近两年人们已经多少体验感受到了这一有效需求增长的
趋势，而且完全可以断言，大众对知识与趣味的有效需求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至于今后的大幅度增长则是无庸置疑的大趋势。
    单是采用经济学术语来描述中国社会生活的这一重大转变是远远不够的。我想说，这甚至可以看成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意味深长的一个
在深层次上的重要转变。如果回过头去看看历史，也许会了解得更为透彻。从远处说，中国的古代经济基本上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周而复始，循环运作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导致的是对知识文化的需求严重不足，农民依靠的基本上是老天爷的恩赐，能够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
交上租子，吃饱饭，已经是难得的太平日子了，何复他求？从近处说，但凡在过去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深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业生产和
农民生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土地上种什么与怎样种都是由政府层层下达指令。收获本来就不多，分到农民手里的也就至多是聊以糊口，维持生
存，还谈什么对科学和文化的渴求？倘若有一点余力能供得起子女上学，也主要是为了改变个人身份，获得城市户口和一份不靠天公的稳定收入
贴补家庭，根本谈不上为了发展生产与改善自身素质而产生什么知识需求。这当然不是说农民根本不需要知识，而是说这种需求受到了传统生产
方式及计划体制的压抑而不能形成有效需求。至于城市居民尤其是体力劳动者情况要略好于农民，但是为低下的收入和繁重的家务所累，能够产
生的知识与趣味需求也就只能是一个相当狭小的空间。令人欣慰的是，上述的一切都已渐渐化入历史的年轮，极有可能不至重演。那么，在中国
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亿万人规模的有效知识需求的时刻，难道不是一次告别愚昧，告别落后的伟大转变？从知识的有效需求的增长到文
化空间的扩展中，我们依稀可见的，不正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么？
    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对“边缘化”的感叹，被错误地解释为知识分子自身的“自我放逐”，被片面地解释为政府行为的
失当。似乎只要知识分子能够自我振作，似乎只要政府能够拨付更多的款项去资助文化教育，社会科学研究，就能够解除人文知识分子的困扰。
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十足的皮相之见。当然我并不赞成若干文学家、艺术家的颓丧或失落感，更不赞成某些人的精神上随意的放纵或自戕。我
同样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有效地约束住腐败现象，避免乃至杜绝公款吃喝、追求豪华享受的倾向，而节约下大笔被贪占的费用投入在文化、教育
和卫生保健事业上。这一切都不消说得，那并不是难以解说的复杂道理。然而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人文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正在悄悄发生的重
大转变是否真正有所洞察？是否对这样的转变做好了心理的、知识的和能力的准备？
    在这样一篇短论中，显然没有可能把逻辑上理应涉及的论题全方位展开，而只能就一两个话题有所侧重地予以叙述。
    如果联系到所谓知识和趣味的有效需求而言，那么就理应继续探讨知识和趣味的有效供给问题。
    而在讨论这一有效供给问题之前，还不得不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功能问题有所涉及。
    我想不需要太多的论证就可以看到，传统的知识分子角色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中一直是与官本位体制紧密相联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所以有可能忧这忧那，就是因为人文知识分子在古代充当了官们的主体与官们的预备队。士大夫恰恰处于君和民之
间，成为强有力的联系纽带。就士大夫阶级的人力来源而言，可以说出自于布衣，出自于平民；而就其角色和功能定位而言，士大夫的利益立场
是更靠近君权的，甚至可以说是处于权力中心的位置，拥有得自君授的行政权和文化领导权。自清末民初起，士大夫的传统角色才多少有所变化
。独立的由知识分子担任的自由职业者明显增加。他们不依靠政府的俸禄就可以生存。记得季羡林先生回忆过他几十年收入变化。比较而言还是
他大学毕业后到山东当中学教员的薪水最丰，大约是180 块大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但中止了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化
的过程，而且清一色的官本位干部体制与计划经济为依存地支撑着共和国大厦，也使得知识分子被官本位等级化了，个人经济收入也基本上国库
化了。对知识的需求是由国家计划下达，而知识的供给则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和普遍需求不足的双重约束。我想说，丧失了经济自主权的知识分
子，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之内，生存权尚处于受控状态，怎么谈得上其他的言论和出版自由？除了俯首贴耳地接受无穷尽的“思想改造”之外，也
只有规规矩矩当好齿轮和螺丝钉，老实扮演领导上规定的角色这一条路可走。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成为专政的对象或准对象。而有些知识分
子自以为领会了领导意图，凭借其知识库存而写出了什么过后又不合乎领导口味的东西，也同样可以招来大祸。例如吴晗的写作《海瑞罢官》就
是明显的一例。
    没有经济自主权的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也就不可能真正拥有文化领导权或是话语控制权。剩下的就只有配合与不配合的选择以及积极配合还
是消极配合的差异。试图分离文化领导权的想法，绝对是一厢情愿的白日梦。无数有知识、有才华的专家学者，一旦纳入体制之内，就再无个性
可言。周扬晚年的忏悔，应当得到的，不只是对他个人悲剧的理解，更应当看清楚“周扬现象”背后的体制原因，那绝不是个人的道德品质状况
所可以调节冲淡的。
    如果把话题再拉回到现实中来，就应该看到，当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民间文化空间，当人民群众第一次拥有了闲暇和闲暇支配权的时候，也
正是人文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功能的时刻。
    当前的问题，远不是文人墨客坐在书斋里玄想的那样顺利和美好。这个活生生的广袤的民间文化空间，同样不是桃花源，乌托邦。在这个空
间里存在着一个市场机制。只有真正懂得而不是凭空想象人民群众对知识和趣味的有效需求，才谈得上真正进入这个空间，并且可能有文化的或
话语的领导权。
    在这个方面，王朔以及类似于王朔的年轻一代文人可能远为敏感也远为实际。在许多人还处于迷茫或是沉默状态的时候，王朔们就制作出了
《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因此赢得了观众，也赢得了声名与金钱。在最近几年的影视圈里，恰恰是王朔们取得了相当份额的文化领导权。
而且，从至少是北方文化圈甚至是市民文化圈里，从王朔式语言的流行规模和渗透程度来看，也只能坦然承认他们甚至拥有了话语的支配权。在
这里我想要提醒读者的是，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我要百般推崇王朔。恰恰相反，对王朔们惯于嘲弄知识分子，乐于向弱者开刀，并继续鼓吹“卑
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类蒙昧主义论调的行为，当然只能是断然拒斥。然而曲折迂回反复论证的是，今天的人又知识分子又要重新学习
社会，真正理解并且熟练掌握这个文化空间的市场机制奥秘。说得彻底一点，这才是人文知识分子追寻自身价值的唯一通衢。现实的希望，是在
民间文化空间中寻找到自身的立足之地；未来的希望，则可能是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在中国的有效知识需求更进一步大扩展的
情况下才能实现。
    只有在人文知识分子学会了独立思考，而双足又真正踩实大地的时候，知识分子长久以来与民众相结合的难题才可能迎刃而解。
    ＊            ＊            ＊
            “消闲文学”及意识形态守护
    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与“消闲文学”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对文学艺术功能观的一种表达，是对文学艺术现状和在新的历史处境
下，对传统文艺功能观进行纠正的努力，承认并明示文艺功能的多样性，后者是文学艺术的一种类型，它在实践的层面突出了文学艺术的消闲娱
乐性，并逐步形成的一种专供人们消闲娱乐的文学艺术品类。因此，二者又有密切的关系。从文化生产的意义上说，“消闲文学”是完成了的文
化制品，它通过市场流通而实现消费；对文学艺术消闲娱乐功能的阐发，则是“消闲文学”的意识形态，它通过理论话语的形式表达阐发者的认
识和态度，无论对其批判还是支持，都将成为“消闲文学”不可忽略的再生产条件，甚至是重要的再生产条件。
    一般说来，这一文艺品类的再生产条件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既然它是文化制品，要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它就必然要受到市场机制
即经济规律的制约，出版者和文化制作人必须关注市场，并遵循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消费欲望，在有效的供求关系中
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然而，文化制品是满足消费者精神需要的特殊产品，这是它与一般物质生产的最大区别，这一区别便造成了文化制作人对
文化消费市场把握的相对困难。为了突破流通的障碍，文化制作人往往要偏离商业伦理或规则，以非正当的方式抢占文化消费市场。“消闲文学
”品格的下跌，实际上是被商业利益之手控制的。消闲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更主要的体现于对其实践的看法上。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消
闲文学”的肯定，使这一文化品类的生产获得了合法性，生产者不必再怀有冒险的恐惧，它有了意识形态依据并得到守护，不必担心是否允许生
产，而是考虑如何生产。因此，意识形态便成了消闲文学天然而有力的守护神。
    而现在的问题是，在一般的理论上肯定消闲文学的合法性已毫无意义，它以自为的形式在民间已发展多年，并成为普通人文化消费的主要对
象，大众传媒中的大部分内容几乎都与消闲相关，它从民间悄然走向国家权威传媒，便是不作宣告的认同。作为既成事实，没有人会愚蠢地否认
消闲文学的合法性，它走向市场，成为特殊的流通商品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的淘汰或选择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对这一文化品类生产
的制约，它的调适功能从积极的方面考虑，将会促使消闲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在竞争中形成它健康发展的内在机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意
识形态对消闲文学负有必然的守护义务，对其无保留的肯定姿态，其理论的欺诈性是经不起检讨的。
    对消闲文学无条件的、抽象的肯定，是一种临时性的立场和占有话语支配权的策略。从前一角度考虑，它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也就是说，针
对近百年来，将文学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夸大文学的社会功能并逐渐使文学演化为政治意识形态形象诠释的工具，成为精神统治的一种形式的
史实，来重新肯定文学艺术的消闲性，使文学艺术的功能从单一恢复多样这一立场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与守护者们并没有冲
突。问题在于，当这一肯定成为唯一的解释并占有至尊位置时，则不能不令人产生疑虑。将文学的娱乐功能放逐于文学艺术之外是错误的，同样
，当我们肯定这一功能的合理性并要求强化它的同时，又忽视了它对意义世界的关注，忽视了对人的心灵浸润和提升，忽视了对现实矛盾的揭示
和批判，同样也是错误的。如果说文学功能是多样的，那么，消闲性同样不具有支配和优先地位，对它的强调目的在于纠正历史对文学功能观理
解的偏差，以及造成的后果，它并不意味着对消闲文学无条件的认同和捍卫。因此，强调消闲文学合理性是一种临时性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当
我们面对文化消费市场现状和消闲文学的制作实践时，我们同其意识形态守护者的冲突更无法调合。在我看来，流行于文化消费市场的文化制品
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言情和武侠作品。80年代末期，港台文化以“反哺”的形式进入大陆，从邓丽君抚慰式的轻歌，到琼瑶、三毛、席慕
蓉，加上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等，“软硬兼施”地使大陆读者成为俘虏，这是纯粹的消闲性的东西，这类作品至今畅销不衰，《廊桥遗
梦》以及禾林小说的再度风行，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构；二是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第三世界公民的政治敏感性是难以消除的，作为“集体书记
”，人们对政治历史将怀有永久的兴趣，从曾国藩、蒋介石，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宫廷秘事、政治黑幕，读者并非要从中寻找什么，而大多出
于普通人对神秘人物和事件了解的兴趣，这一过程是个巨大的“世俗化”过程，神秘人物的神秘性消失了，他们成了普通人可以随意谈论的对象
，这里的消闲性是意味深长的。对上述作品没有必要过多议论，它的文化定位就是普通民众，用丹尼尔的话说，这类作品就是想办法让大伙高兴
，它们拥有自己的读者和市场，市场原则在不同程度上有效地实现了自我调适。但是，商业利益之手既然从一个方面控制操纵了文化市场，就必
然会出现假消闲娱乐名义制作的文化赝品甚至是文化垃圾：东方奇观、街头数术、神秘文化、宿命论、性与暴力等等同时大行其道，它并不具有
天然的合理性，对此缺乏有效的批评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失败。因此，我们不可能对文化消费市场和消闲文学的现状持无条件的赞同。
    另一方面，守护消闲文学的意识形态隐含着一个不易察觉的文化策略，在“世俗关怀”、“打破等级制度”等能指的背后，他们预先为自己
寻找到了一个强大的“多数”的依托，并且暗示他们在为谁或者什么辩护。揭示其话语的掩饰性，他们要表白的无非是说，他们是在为大众代言
，为大众要求的合理性代言。这仿佛是一个不战自胜的神话性策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回望20世纪历史，我们有幸无数次地与革命相逢，同
时相逢的还有持续出演的动人景观：每次革命的来临，总有呼喊大众的声音响起，于是，“大众”一词便成了20世纪历史叙述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语。历史的改写者和参与者们愿意以“大众”的名义发言，这个复数概念的神性地位便赋予了历史英雄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于是，对大众的膜拜
便成了20世纪革命者和思想界最大的时尚。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知识分子一改五四时代的启蒙角色，他们必须卑微地向大众学习，大众由启蒙
对象变成了信仰对象，这一想象关系成了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生活、思想的支点，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则是自身独立精神地位的丧失和精神空间的陷
落。20世纪转瞬到了晚秋，但“大众情怀”并未中断，新的代言人再次热情地扑向“大众”仍然以为找到了“大众”就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和
发言的立场。然而，面对今天的现实处境，我们不禁对“大众”这一概念产生了深切的质询和疑虑，“谁是今日的大众”？这一概念的内涵已日
趋不明，它原先隐含的政治内容在今天已经失去，它日益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因此，在世纪之交，以“多数”的守护人姿态对“大众”再度
情有独钟，无论是出于自我救赎还是出于话语策略，它都仅仅成了一次没有对象的献媚，没有回应的呼救，不被接纳的妥协和一次无人喝彩的东
方唐・吉诃德式的拙劣出演，一次失效的、不会达到期许的一厢情愿的白日梦。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成为潮流的话语策略，无意中形成的都是
一股“新民粹主义”思想取向，一种新的“大众”膜拜的热潮。但“大众”早已散去，那想象的关系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代言人”们兴致
盎然的相互致意和单调的掌声。
    ＊            ＊            ＊
            面对现实  着眼未来
        ――“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与精神文明”研讨会纪要
    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文学艺术的整体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学艺术的功能也越发超出了我们原有的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
艺术的生产――消费形成了新的机制，这就是人们惯常所说的“转型”期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如何认识这一新的形势，对此做出怎样的回应、持
有怎样的态度，是文学艺术工作者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在本院“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的资助下，于1995年12月7 日在京召开了“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与精神文明”研讨会，北京及外地的文学艺术工作
者、文学批评家、新闻界人士5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杜书瀛先生主持了会议，他说，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就文学艺术来说，其消闲娱乐功能越来越突出，人们拥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度，他们对文艺的要求越来越挑剔，文艺要适应这一变
化，就必须重视“消闲娱乐”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适应了这一变化，但问题也随之产生。文化娱乐涉及千家万户、男
女老幼，更与道德教化和社会安定相关，但长期以来理论界缺少系统研究和说明。今天请大家来，就如何看待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文艺的
消闲娱乐功能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怎样的关系，如何提高消闲活动的文化含量和品位等问题展开讨论和交流。
    会议就上述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者普遍认为：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本是不争的事实，它是现实的需要。对这一功能的认同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表现，从理论上说，
文艺本来就具有这一功能。但是，以往对这一问题重视不够，更缺乏深入认真的研究。
    有人进一步阐释说，文学艺术的功能是变动的，但主要功能是补偿功能。20世纪的文艺主要是意识形态功能，90年代后，这一功能才逐渐淡
化并转化、演化为人与人的亲和，因此文艺满足人们的娱乐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人认为：结合当前社会转型、世俗化趋势，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
功能进一步获得了合法性。过去“教”重于“乐”，“乐”从属于“教”，“乐”没有合法性，世俗化趋势时代，“乐”有了独立的价值意义，
乐与教分离了。今天应打破教与乐的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一等级关系的背后是与社会等级相勾连的，寓教于乐隐含着权力运
作机制。社会的世俗化打破了等级关系，并有解构“神圣”的功能。解构了“教”与“乐”的等级关系，也就解构了“教”的神圣性，同时也解
构了政治权力的神圣性。文艺的消闲功能的意义也就在此。
    在充分肯定文艺消闲功能的同时，也有人从理论和现实层面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消闲娱乐作品要有史感，要着眼于未来，要注意其艺术
品位，市场经济的到来拓展了文化空间，“日常生活”概念提到了文艺理论面前，文学艺术的部分功能要与日常生活相匹配，要纠正单一的“教
化”功能观，承认消闲的合理性，但不能将消闲娱乐同教化对立起来，这不是今天应采取的立场和方法。事实上，社会许多深层矛盾远没被揭示
，不能从“意识形态”一步转到“好莱坞”，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正常的，“纯消闲”并不可取。同时有人认为；从过去的说教中
解脱出来，承认人民有广泛的需要是进步，但今天面临的问题不是说“消闲”受到了阻挠，或者“教”抬头，而是今天的“消闲”有滑坡和误区
，是如何提高其美学品位的问题。因此，对大众文化市场不应一味地迎合，读者就是“上帝”的说法值得考虑，“上帝”的神话应该破除。还有
人对“大众文化”一词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概念在中国有极大的理论欺诈性，它的背后在历次讨论中总有不同的语义指涉，而它本身很少被认
真关怀过，结合大众文化市场及其消费，对文学艺术的“奇观”神话作了批判，认为文学艺术的娱乐性也应体现出它对人性的关怀，体现出对人
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意愿。
    对文艺的消闲娱乐性和文化消费市场，与会者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文艺的娱乐作用在以往曾是受压抑的，消闲娱乐似乎只是有闲者（有
钱人）的事情，对消闲娱乐的合法性总是或多或少心存疑虑；因此，对文艺的消闲娱乐性问题，重视不够，强调不够。也有人指出，文艺的娱乐
作用在过去被压抑了，事实不是这样。娱乐功能与经济发展有关，业余时间要求娱乐一下完全应该，但把娱性功能强调到极端就走到另一面了。
现在的通俗文艺、娱乐性文化的不健康倾向是不能忽视的，性与暴力的过分张扬必须引起注意。文艺的消闲特征被强调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其格
调，有人可以“玩文学”，但不能将其当作普遍的东西，调侃“伪崇高”、“伪神圣”，不能连真崇高，真神圣也一起调侃，有人连鲁迅也调侃
。文学要发展、延续，就要有人文精神。许多同志同意这样的分析，并认为文学艺术的消闲功能已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同时更是实践问题，它之
所以被提出来，显然与实践中的问题密切相关。文艺走向市场，注意了娱性功能，但它是不是在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我们应该坚持的东西，有些不
入流的、末流的东西大量流入文化市场并受到推崇是不正常的。因此有的同志指出，商品社会制造了消费者是“上帝”的神话，是一个欺骗性的
话语，是民众崇拜在新时期的反映。把大众打扮成“上帝”，目的都是要掏空他们的钱袋。群众趣味不是天然合理的，同样要经受分析，文学艺
术家、批评家要有自己的判断识别能力，要坚持自己的职守。
    还有人对大众传媒中多种话语支配的现象作了分析。认为这一现象混淆了传播者的声音，传媒本身也是存有问题的。权力话语相互交替，知
识分子边缘化的声音偶尔被表达，而占支配性地位的是新权力话语，它的象征就是金钱。值得注意的是，流行的时尚很可能变成民间信仰，知识
分子在关怀现实的同时也充满了困惑。
    与会者在许多问题上持有共识，比如对文艺消闲娱乐功能的肯定，对现实文化市场的忧虑，对文学艺术工作者职守的坚持和知识分子文化批
判功能的认同等等，使会议对部分论题的研讨得以深入。与会者提出的部分问题，由于时间原因未来得及展开或深入，但它同样给人以启发，并
将受到关注，特别是对大众文化市场的判断和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虽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关注，但它不是通过一次研讨就能解决的。总之，会
议表达了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对文化现状的深切思考和关怀，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的热情和介入意识，会议始终充满了积极的、友善的、
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气氛，它是一次高层次的、有理论深度并与文艺现实密切结合的会议。它的另一特点是，参与者不仅仅是文学理论工作者
，同时还有艺术家，曲艺研究、影视研究、舞蹈研究工作者等。多领域、多学科的交流、融汇，不仅使大家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同时从不同角度
谈论问题也具有相互启发的意义。
    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杜书瀛、童庆炳、贺兴安、姜昆、陶东风、许明、朱寨、孟繁华、毛崇杰、王学泰、贾德臣、隆萌培、栾勋、钱中文
、郭铁成、罗筠筠、钱竞、林薇、雪汉青、牛宏宝、汤学智、党圣元、黎湘萍、张炯、董乃斌、何西来等。＊
    
    
    
 
